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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有个缺点也和蒋、毛二公一样—
—她不懂外交；内交内行，外交外行。这不能怪她，因为她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外交部”的中央政府。早期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英法联军烧掉圆明园（一八六〇）以后才建立的。辛丑条约（一九〇一）以后改称“外务部”，在洋人胁迫下成为“内阁第一部”。这个第一部的荣街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才让位给“内政部”（清朝叫“吏部”）。
我们这位女家长早年把《三国演义》背得烂熟——可能都是习自京戏的剧目。据说当年多尔衮入关时，他的政治学教科书也是一部“清文”翻译的（三国演义）。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学不到十九世纪的国际外交。所以慈禧对早期外交的决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亲王奕欣；晚期则靠北洋大臣李鸿章。——奕欣和李鸿章二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二人都不失为十九世纪国际间第一流的外交家。奕欣于一八九八年老死之后，鸿章就变成西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谋主。在庚子年初拳乱刚起之时，老太后干不该万下该，不该听信亲贵谗言把鸿章下放到广州去。
李鸿章者，慈禧太后之周恩来也。在此紧要关头把周恩来下放到广州去当“省委书记”，北京的军政外交大权落入“林四”（林彪和四人帮）之手了。西太后的“林四”（刚毅和载漪四兄弟）有权而无知，荒唐而暴虐的程度，也不在毛主席的“林四”之下。她的“义和团”烧杀抢的本领和毛氏的“红卫兵”文攻武街的行为也两模一样。——一言以蔽之，慈禧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的外交头脑来“攘外”。她不但对国际局势懵然无知，她甚至连最起码的讯息也无法掌握。最后竟然被一记假情报惊破了胆（见下篇），连下十二道金牌到广州去找他的周恩来，而周又迟迟不归。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以王婆骂鸡的村妇放泼行为，伙同四人帮，放纵义和团来和洋人一拚……
要悬赏杀尽中困境内所有的洋人，并对十一国同时宣战……
如此胡来，她老人家最后还能全尸迁入纪念堂，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后话。
现在再看看她的四人帮如何乱政；她的红卫兵是怎样蔓延的。
太后阳剿阴抚，总督后抚先剿
前节已言之，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到直隶（今河北省）去的。在义和团北上蔓延之初，西后对处理拳民的政策原是举棋不定的。她一面听信毓贤的“民可用、团应抚”的忠告， 想利用拳民来驱逐洋人；另一面她又心虚怕洋人干涉，不敢公开庇护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个阳剿阴抚的局面。在一连串的上谕里，朝廷都不断告诫疆臣说拳会有“良莠之分”。对“不逞之徒”固应剿办，但是对一般“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肋之义”。所以官方剿匪，只能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见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一日《上谕》，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五六。）这一来，朝廷便公开表示民间组团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一九〇〇年六月之前，那两位首当其冲的地方官：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都是一意主剿的。二人之中以袁世凯尤为坚决。朝廷当权派对袁不敢轻动。为着杀鸡儆猴，乃把世凯之兄袁世教加个“纵勇扰民”的罪名革职，并驱逐回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被朝廷吓阻。他抗疏力辩说拳会“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证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莠民习练邪术，不论是会是团，必酿巨患。私团官练（如毓贤所条陈的办法），断下可行。所以他主张彻底剿办。（见前书页九五）
袁世凯有何胆量敢如此忤旨抗命，盖义和团当时已闹到十一国驻华公便联合抗议的程度。死掉两个德国传教士已弄到胶澳不保，举国惶惶。一八九九年除夕，又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卜克斯（Rev。S。M。Brooks）在山东为拳民所杀，岂不是火上加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
乃对义和团全面镇压。加以他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还是他与力主剿匪的华南三督声气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当然在剿拳行动中，他也给予朝中富权派足够的面子，说他所剿者均是盗匪冒充的“伪义和团”，非真正爱国反教的“真义和团”也。
在袁的督饬之下。他的部将张勋、曹锟等则日以诛戮为能事。张勋那位在民国初年曾拥溥仪复辟的“辫帅”，即有在一日之内杀掉“黄巾红兜”的“拳匪”五百余人而受袁巡抚重赏的纪录。（见《阳信县令禀》，载《山东义和团案卷》，北京社会科学院编辑，济南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下册，页六五九、六六一。）
山东的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尽杀绝了。可是拳众北窜进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却随了手脚。裕禄原与袁氏约好对“拳匪”南北夹击的。庚子春初他的确也曾命令驻津聂士成的“前军”出剿，杀掉不少“拳匪”。可是渐渐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帮崛起、太后护团转趋积极、他的老靠山荣禄已逐渐靠边站，他的“剿匪”政策也就开始动摇了——由剿办到纵容，到包庇，最后他就干脆投靠了。既靠之后，他的总督衙门就变成义和团的招待站。两位草莽出身的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亦啸聚徒众三万人，建起“天下第一坛”，祭起关公、周仓，诸葛孔明；烧香念咒，表演刀枪不入。裕禄为讨好朝廷，竟拨饷银二十万两（其后西太后亦加赏十万两），教请众师兄率团来津，扶清灭洋。张、曹二酋竟亦由裕禄保荐， 挂一品衔，分乘一品高官的“绿呢大轿”，堂哉皇哉的直入节署，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欢，分庭抗礼。裕禄并打开军械库，一任此乌合之众，自新式器械中自择所喜。在张、曹二师兄佑护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设坛，头裹黄巾、腰系红带，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悬挂红灯，奉迎仙姑下凡，诛教灭洋。烧教堂、杀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时俱来。
裕禄这一转变乃导致山东拳民大量涌入直隶。东入天津、西据涿州、南占保定。焚香念咒、烧教堂杀洋鬼、毁铁路拔电杆，乃至搞“均粮”、“吃大户”，乱成一片。山东之团既来，直隶之团亦起。入团群众除工农兵之外，绅商官吏亦均相率参加——其中尤以十来岁的青少年最为积极。各州各县、各村各镇，均纷起组团，设坛练技。义和团小将们更是四处串连，“闹教”、“打教”了。——这在后来的红卫兵小将口中叫做“造反”、“闹革命”！
义和团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区和保定涿州一带已闹成红旗一片之时，那些住在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义和团后来把它改名为“割鸡巷”）之内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悬赏捉拿的“洋人”，当然也紧张起来。他们十一国之间的使领侨民和教士当然更是函电交驰。协商会议，调兵遣将，忙成一片。他们既要自保，也想浑水摸鱼，则“八国联军”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细论之。
在此混乱期间，身居“相位”的荣禄，虽在开刀养病（据说是足疾，由西医开刀），当然对太后意旨、朝中空气，更看得清楚。因此当义和团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带蔓延，北京城内的响应者，亦正蠢蠢欲动之时，他也将原在各该地驻防的武卫中军的主力，以保护铁路为名，一一调开，以免与拳民冲突。
当时的各路清军（包括董福祥的“甘军”），由于历史性的对立，与职业性的嫉妒，他们与义和团、大刀会等教门都是势不两立的。如今防军主力一撤，团教乃如雨后春笋， 一时俱起。少数防军剩余部队反而成为他们追杀的对象了。五月二十四日武南中军的一位分统（旅长）杨福同率步骑兵百余人往涞水县一带巡逻，义和团师兄满立和尚乃率众千人，设伏围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众乱枪刺死，“脏腑皆出”。（见《史事要录》页一一〇，引抄本《闲见录》及《畿南济变纪略）。）于此亦可见当时拳民猖獗的隋况了。
即在杨分统被杀的同时，另支拳民万余人则侵入保定。这时“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亦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