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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事变”的实际效果到底怎样呢？
他们想要暗杀的人，事实上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他的生理情形，在过去本已不太强健，现在就更减弱了。他的精神上的安定却从此完全被破坏了，他全身的一切邪恶的魔力，都充分地发泄了出来，他从此更不受任何的限制。
假使这次暗杀的目的是想严重的打击德国政府的机构，那么所有纳粹党的重要巨头，就必须予以一网打尽才行。可是当炸弹爆炸时，这些人却一个都不在那里。对于希姆莱、戈林、戈培尔、鲍曼（Bormann）等巨头，都没有一个肃清的办法，换言之，这些阴谋家即令在希特勒被刺身死之后，对于如何夺取政权也并没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实际动手杀人的人，施陶芬贝格伯爵（Graf Stauffenberg），可能是完全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几天之前他本已有动手的机会，但是因为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所以他又暂时停止了。我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为什么一定要拣7月20日动手，很明显的，这一次纵令暗杀成功，而政治目的还是很难达到的。或者是因为政府已经下令拘捕哥尔德内博士，所以才逼得他不能不赶紧下手。
即令希特勒已经被刺，而阴谋者也达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他们却还是需要有一批相当实力的军队，来巩固他们的政权，可是他们手里可供调遣的兵力连一连兵也没有。所以，当施陶芬贝格飞回柏林，带来了行刺成功的假消息之后，他们还是控制不了柏林城。那些根据演习计划集中的部队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当然会拒绝合作。譬如说，我的装甲部队虽然已经奉命暂留柏林不调往东普鲁士，但是对于阴谋者却并无什么作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敢将他们的计划明白地告诉这些官兵。
再说到外交政策方面，这次政变成功的条件更不存在。阴谋分子的领袖和敌国政府间的联系可以说十分不可靠。敌国中的重要政治领袖并没有一个人，曾经轻微的表示过，他们将会与阴谋者取得协议，所以可以说，即令这次政变能够成功，德国的情况也并不一定比今天更好。我们的敌人是不会仅以毁灭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为目的的。
在暗杀现场殒命的人有下列几位：OKH作战处的布兰特上校（Col。Brandt），空军参谋总长柯尔腾将军（Gen。Korten），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还有一位名叫贝格（Berger）的速记员。除此以外OKW和OKH中的高级人员还有很多负伤的，事实上这些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接下来的受难者就是参加或预闻这个阴谋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事实上，这些人中间只有极少数是曾经真正参加了活动的。而多数的人不过只是晓得有这样一回事，或是因为朋友的义气，对于这个秘密并未加以泄露，可是他们这种义气的酬报却是苦痛的死刑。第一批死难的人当然是他们阴谋分子的领袖人物，像贝克上将、军需总监瓦格纳和特瑞斯寇将军（Gen。von Treskow）等都已经纷纷自杀，此外像施陶芬贝格、欧伯里希特等人则在被捕后被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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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又下了命令，将所有的被告都交给一个所谓“人民法庭”加以审判。对于军人而言，那就是剥夺了他们受军法审判的权利，而改由希特勒个人所控制的法庭处理，这个法庭根据的不是正常的军法，而是代表希特勒的一种报仇雪恨的心理。在独裁政治之下，对于这种事情是不能作合法的控诉的。
假使军人为了参加或预闻这种阴谋，而有被移交“人民法庭”审理之必要时，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开除他们的军籍，这个问题奉希特勒之命，另行组成一个“荣誉法庭”，专门负责加以裁决，这个法庭的庭长是老元帅龙德施泰，其他奉命出席参加的人有凯特尔、斯洛特（Schroth）、克利贝尔（Kriebel）、契尔希海姆（Kirchheim）和我本人。我当即要求，因为我身兼陆军参谋总长和装甲兵总监两项重要职务，实在没有空闲时间，所以希望免除这件不愉快的工作。希特勒却并没有批准。我所能办到的，就只有因为紧急军务不能分身时，契尔希海姆将军可以算是我的合法代理人。起先我就以此借口，根本就不出席，不久凯特尔就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嘱咐我至少要偶尔出席几次。所以我迫不得已也曾经出席过两三次，所听到的都是一片伤心事。
最初阶段的审判是由卡腾布鲁纳（Kaltenbrunner）和盖世太保的米勒（Muller）队长担任。前者是一位奥地利籍律师，后者是一位巴伐利亚的官吏。他们对于德国“军官团”的精神，根本就毫无了解，而米勒对于军官团的态度，是一种仇恨和自卑情绪的总结合。此外陆军人事处长和副处长，也代表希特勒本人而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一般说来我们这几个审判官总是尽量地为那些被告们开脱，而龙德施泰也经常支持我们这种态度。
荣誉法庭的惟一任务，就是根据最初审讯的报告，裁决这些被告是否应该交人民法庭处理。假使这个法庭裁决是应该移交的，那么这个人马上就会被开除军籍，从此他就不属于军法审判的范围。我们的审理只以书面审理为限，那就是所根据的只是那两个初审员所提供的文件。我们无权直接讯问被告。
所以这种审理实在十分困难，要想开脱一个无辜的人，是要费下不少的力量。而且偶一不慎又可能要把其他的人拖下水来。
人民法庭所宣判的死刑，是用绞刑来执行，这是德国法律，尤其是德国军法上所绝对没有的成例。在过去，一个军人犯了死罪，就只有执行枪决。绞刑是一种来自奥地利的输入品，不幸得很，在今天却还继续保留着。
任何人真正企图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当然已经认清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原理，假使他失败了，他当然应该以叛国之罪接受死刑。不过由于“7月20日事变”的结果，却有许多人才真是冤枉地送掉了性命。有许多人根本就毫不知情，可是这种辩论对于希特勒而言，才真是毫无意义。许多悲惨的故事中，我可以举出齐尔贝尔格将军（Gen。Heisterman von Ziehlberg）的事件为例，他是我的老上司柴希维兹将军的女婿。当“7月20日事变”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东线基地充任师长的职务。他的作战科长库恩少校（Maj。Kuhn）本是在OKH组织处工作，他事先知道这个阴谋。齐尔贝尔格接到了一个电报，命令他立即拘捕库恩，并把他解送柏林，他却允许库恩先单独驾车往某处一行。他是想给他有一个自杀的机会，可是库恩却偏不自杀，反而逃到敌方去了。于是齐尔贝尔格被捕，并送交军法审判，他只受了一个轻微的判决。不久以后希特勒知道了这回事，他就下令再度加以侦讯。他的理由是说库恩过去曾在OKH组织处中工作，可能知道很多的军事机密，所以他的逃亡对于国家具有严重的影响，所以齐尔贝尔格就被改判死刑了。他在1945年2月间被执行枪决。我那不幸的老上司还有一位女婿也是被判处了死刑，虽然理由各有不同。那另一位被处死的女婿是一位十分勇敢的人，他的名字是哥德希将军（Gen。Gothsche），他是因为公开声明德军绝不会胜利，所以才会被枪决的。
被判死刑的人，命运固然很悲惨，而那些没有死的人，也真是活罪难受。我们对于他们的命运，真是感到爱莫能助。
所以无论从哪一点看来，这种暗杀的企图实在是一无是处，而且结果极可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暗杀的。我们基督教的精神曾经明白地禁止这种事情。所以我对于这次事变是根本不赞成的。除了宗教的理由以外，国内外的政治情况也限制了这个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他们的准备既不够完善，而领导人才也不高明。最先的发起人是哥尔德内博士，这是一个热心有余的理想家，他甚至于相信不要流血就可以使政变成功。毫无疑问的，他们这一伙人自认为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才进行这种阴谋。哥尔德内博士并且主张在政变成功之后，应该实行民主政治，他曾经拟定了一个新政府的名单，所不幸的就是因为他个人的不小心，这个密件也给盖世太保弄到了手。拟定中的新元首是贝克上将，关于他的一切个性，我在本书中早已描写尽至。他在7月20日那一天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