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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里安对于1942年侵苏战役的叙述，为历来所仅见的最详细的记录。对于德国高级指挥部里的意见冲突和苏联的冬天都有极生动的描写。以后他就被免职了，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他又重被召用，负起重新改组装甲部队的职责。他对于德国为什么未能阻止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原因，也有新的解释。
当情况已经变得毫无希望的时候，他才做了参谋总长，这个时候他的指挥范围还只限于东线战场，而且希特勒又遇事都要加以干涉。所以古德里安事实上是已经回天乏术，但是这却也让他获得了一个接近希特勒的机会，而使他对于战争末期的希特勒，有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古德里安对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其他要人都有一个详细的个性分析——这一章可能是全书中最有趣味的一章。
这种分析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古德里安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虽然在这本书里并没有时常的直接表现出来。幽默感在德国军人圈内是不常有的，所以就更难能可贵了。
虽然古德里安并不能够挽救第三帝国的灭亡，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足以使他在军事方面建立一个不朽的名誉。对于“立功”的人们而言，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由他们所能形成的历史影响而来加以决定的。古德里安的成就——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争本身的影响——已足以使他成为第一流的名将了。虽然在名义上，他始终没有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但是他把装甲兵力独立使用的观念应用得如此的充分，而且得到了具有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在战争的记录上都是无可比拟的。
很明显的，他具有了历史上一切“名将”所共有的气质。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随时能够找到奇袭的机会使敌人措手不及；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迅速无比使敌人无喘息之余地；他懂得如何把战略和战术配合使用；并且他能获得部下的拥戴，使人乐于为他效死。此外他还有许多惊人的成就，使“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除此以外，古德里安还具有创造性的幻想力——这是一个“天才”的基本条件——在军事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多数的名将都只是以使用他那个时代所已经习惯的工具和技术为满足，只有极少数的天才会去追求新的工具和方法。新武器的发明常是由于“圈外”的发明家所引起的——常常是文人。新战术的发展常是由少数的军事思想家所领导，逐渐地把他的影响传播给下一代的具有进步头脑的青年军人。所以创立理论的人是很难有机会试验自己的理论的，可是古德里安却偏偏得到了这个机会。把他的幻想力和精力结合在一起，就使他对于这个机会可以充分地加以发展——因此就获得了一个革命性的结果。
李德哈特
背景与青年时代1888年6月17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维斯瓦河（Vistula）边的库尔姆（Kulm）出生。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Friedrich Guderian），他当时是第二波美拉尼亚轻步兵营（Pomeranian Jaeger Battalion）的一名中尉，1858年8月3日生于图霍拉（Tuchel）地区的大克罗尼亚（GrossKlonia）。我的母亲，闺名是卡拉娜·克尔齐霍夫（Clara Kirchhoff），1865年2月26日在库尔姆附近的尼姆克瑞克（Niemczyk）出生。我的曾祖父母都是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而追溯我的先世，所能发现的也只有地主和律师这两种职业。只有我的父亲才是惟一一个正规军官。
1890年10月2日，我的弟弟弗里兹（Fritz）也降生了。
1891年，我的父亲因为军职的原因，调驻阿尔萨斯（Alsace）州的科尔马尔（Colmar）地方，我自六岁起就在那里入学读书。到了1900年他又调驻洛林（Lorraine）州的圣阿沃尔德（St。Avold），由于那是一个小地方，没有高级中学，所以我父母就必须将我送入一个可以寄宿的学校里去求学。因为我的父亲收入有限，而且又希望他的两个儿子未来都以军人为职业，所以他就决定把我们俩送到军校就读。1901年4月1日，我们弟兄两人就进了巴登（Baden）地方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幼校，一直读到1903年4月1日，我才转学到柏林附近，大光野（GrossLichterfelde）的中央军官学校，两年后，我弟弟也转到这所学校就读。1907年2月我毕业了。当我今天回忆起当年教我的教官们，就不禁满怀感佩之情。我们在入伍生团中所受的训练，当然是以严格的军事纪律生活为主，但是它的基础却是建立在仁爱和正义上面的。我们的课程是以最新式的实科中学为标准，特别注重近代语文、数学和历史方面的学习。这些课程为学生们的人生提供了一项良好的准备，使得军校毕业生的文化程度绝不比一般学校毕业的稍有逊色。
1907年2月，我被分配到驻在洛林州比奇（Bitche）的第十汉诺威（Hanoverrian）轻步兵营，充当见习官，这个营的营长就是我的父亲。他一直到1908年12月才被调走。这个意外的好运使我在离家六载之后，又可以暂时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快乐。1907年4月间到12月间，我在梅斯（Metz）再受了一次短期训练之后，就于1908年1月27日接到了少尉的委任。从此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我都过着一个很愉快的低级军官的生活。1909年10月1日，我们的轻步兵营被调回它的故乡，汉诺威省，去担任驻防的工作。在那里我与我的爱妻，玛格丽特·哥尔尼（Margarete Goerne）订了婚。我们在1913年10月1日才结婚，自此以后她就一直是与我共甘苦的贤内助。
我们新婚后的快乐生活不久即为战火截断，自1914年8月2日起，在以后4年中，我一共只回家度过一次短短的假期。1914年8月23日，上帝赐给我们第一个儿子海因茨·顾恩特尔（Heinz Gunter），1918年9月17日，我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库尔特（Kurt）。
我亲爱的父亲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病故了。他的逝世使我在军人典型和人格上失去了效法的楷模。我的母亲比父亲多活了16年，于1931年3月间逝世，结束了她充满慈爱的一生。
当休战条约签字的时候，我正在东线战场方面担任防御任务。最初驻扎在西里西亚（Selesia），后来调往波罗的海地区。在本书所附的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到我半生戎马生活的大致经过。年表中记载着，一直到1922年为止，我都在队职与幕僚两者之间讨生活，我本是步兵出身，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我在驻科布伦茨（Koblenz）的第三通信兵营服务的时候，负责包括无线电作业在内的诸多工作，我由此学会了不少有关通信的知识，这项经历在我日后着手建立一支新兵种的时候，充分发挥了它的价值。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1）
我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日子里，主要的活动都与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原是轻步兵出身，而且也未受过任何的技术训练，但是命中却注定了我一定要和“摩托化”的问题发生密切的关系。
1919年秋天我从波罗的海地区回国之后，有一个短时间是在汉诺威的第十旅中服役。在1920年1月，我又回到我从前的轻步兵营中担任一名连长。虽然我在1920年1月以前曾担任过参谋本部的工作，但是当时我实在不敢妄想再重回到那种职务，因为第一，我离开波罗的海地区的时候，国家的处境非常恶劣；第二，在一个军备受限且总额仅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要想迅速地升迁更是绝对的不可能。所以当1921年秋天，我那可敬佩的团长，阿姆斯贝格上校（Col。von Amsberg），问我是否愿意重回参谋本部去工作的时候，那简直使我感到惊喜过望。我立即表示我愿意去，可是以后却仿佛石沉大海，好久都没有消息。一直等到1922年1月，斯徒普朗格中校（Lt。Col。J。von Stulpnagel）才从国防部的陆军参谋本部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慕尼黑去报到。从他的口中，我才知我已经被调到运输兵总监部（Inspectorate of Transport Troops）去工作，因为该部总监柴希维兹将军（Gen。von Tschischwitz）曾经要求调派一个参谋本部军官到他那里去服务。我的调职命令是自4月1日开始生效，但是为了使我在任职之前先对运输部队的实际业务有相当的了解起见，所以先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