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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有一件小事值得一记。但泽的大主教阿乐克（O’Rourq），在仓皇出走之中落到了我们的手里。他要求来见我，于是我在布列斯特很高兴地接待他。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获得安全，当然更不希望落在苏联人的手里。我就建议他随着我的运输纵队走回去，可以一直到达科尼兹堡（Konigsberg）。到了那里他就很客易与艾门兰（Ermland）的大主教发生接触，并且获得他的保护。这位大主教接受了我的忠告，因此就安全地逃出了战区。他后来曾经写信向我致谢，特别提到德国军官团的“侠士传统”。
在交接的那一天，我的对手是一位苏联的准将克利弗金（Krivochin），他也是一位战车军官，懂得一点法文，所以我们就勉强可以交谈。因为外交部并未给与我们以明确的指示，所以我就以友谊的方式办理一切移交的手续。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装备都完全带走，但是所俘获的波兰物资却只好留下来，因为时间太短促，我们无法组织一个必要的运输力量来撤运它们。最后举行了一个临别的阅兵礼，并在俄将之前向两国的国旗敬礼，这样就结束了我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停留。
在离开这个要塞之前——我们曾经在这里流了不少的鲜血，才把它攻占了下来——我在9月21日又亲自把我的副官布劳巴赫中校，送进了他永久安息的地方。损失了这位勇敢而能干的同僚使我感到无限的伤感。他所受的伤不太重，但是因为心脏衰弱的原因，而终于丧命。
9月22日下午我们回到了赞布罗夫。第三装甲师已经开入东普鲁士，其他各师也都跟在后面，各军现都已经解散。
23日我们就在加林根（Gallingen）暂住，这是一位伯爵的别墅。伯爵本人在前线作战，他的夫人和小姐殷勤地招待我们。在久战疲惫之余，我们对于这种平安的休息，真是感到非常的快乐。
我的次子库尔特，在历次战役中都平安无事。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接到我的长子的消息。事实上，在整个战役中，我们都完全没有接到任何的家信。这实在使人相当的难受。现在我们都希望赶紧回到我们原有的驻地，使我们的部队尽快地恢复原有的状态。
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波兰的胜利能够产生一个政治性的结果，使西方国家也许会转而谋和。我们也想到，假使这个事情不可能的话，那么希特勒就会很快地发动西线战场之战，不幸得很，这两种想法都与事实不合。我们进入了一个相持的阶段。
我就利用这段闲暇时间去看看住在东普鲁士的亲戚，我还发现了我有一个侄子曾被迫加入波军作战，并且已经被俘。现在他被释放了出来，以便使他有服务祖国的机会。
10月9日，我的军部奉命迁回柏林，在中途我又去访问了那些留在西普鲁士的亲戚。并且我还到了我的出生地库尔姆，找到了我祖母和双亲住过的房子。这是我最后一次重返我的第一个家。
回到柏林不久，我就非常高兴地又见到了我的大儿子，他已经获得了一级和二级的铁十字勋章。他曾经参加过华沙的苦战。
在叙述波兰战役的时候，我一定还要提到我的幕僚人员。他们在参谋长内林上校（Col。Nehring）指挥之下，完成了不少的艰难工作，对于我这一次的胜利具有极大的贡献。
波兰战后（1）shu
10月27日我奉命到总理官邸去。在那里我发现一共有24名军官（连我在内），准备接受骑士级铁十字勋章（Knight’s Cross）。这样早就获得了这种勋章，当然是一件喜事，对于我个人而言，经过了长期的苦斗才建立了这个新型的装甲兵，这似乎就算是一个成功的证明。毫无疑问，这一次战争能够这样神速的进行，死伤是如此的轻微，其主要的原因都是装甲兵的力量。在授勋典礼之后就继之以欢宴。我正好坐在希特勒的右边，我们又很起劲地谈到装甲兵的发展和这一次战役中所获得的经验。到了快要吃完的时候，他突然向我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我很想知道一般的人民和军人对于德苏条约的反应是怎样？”我只好回答他说，当我们军人们在8月底听到条约签字的消息之后，都不禁舒了一口气，它使我们对于后方有一种安全感，因为我们最不愿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腹背受敌。希特勒很诧异地注视着我，我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对于我的答复不是很愉快。不过，他却没有说什么，而且立即改变了谈话的主题。一直过了很久，我才认清了希特勒是怎样地深恨苏联。他当时无疑的是希望我对于他这种惊人的举动，会表示莫测高深。
我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假期，恰好我的岳母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我的岳母于11月4日在柏林的家中过世，我们将她的棺木运送至戈斯拉尔（Goslar），葬在已先她过世的岳父旁边。等到丧事办完了之后，我就又接到了新的命令，离开了家。
11月中旬，我的军部移到科布伦茨（Koblenz），在那里我改归A集团军总司令龙德施泰上将（Col。Gen。von Rundstedt）所指挥。
为了要加强军官团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将官，所以在柏林就举行了一连串的讲话，主讲的人有戈培尔（Goebbels）、戈林等等要人，最后在11月23日希特勒也亲临训辞。听众主要都是三军的将领，但是也有一部分军事学校的教官，最低的到尉官为止。
在上述这三个人的讲词当中，其重点都似乎是说：“空军将领们，在戈林同志领导之下，是绝对可靠的；海军将领也可以信任，但是党对于陆军的将领们却并不敢这样的信任。”把我们最近在波兰战役中的成就来作一个对比，这种侮辱真使我们难以忍受。当我回到科布伦茨之后，我就去找集团军参谋长曼斯坦因将军（Gen。von Manstein），谈论这个问题，并且研究应该如何应对。他也同意我的意见，认为陆军将领们对于这样大的侮辱是不应该一声不响的。他早已和集团军总司令谈过这个问题，可是他老人家却不肯多管闲事。他就向我说，要我再去和龙德施泰谈一谈，看能不能够说动他，于是我马上就去见龙德施泰。龙德施泰对于这个事件早已一目了然，他说最多只愿意去和陆军总司令谈谈。我就指出希特勒所指摘的对象，最重要的就是陆军总司令本人，所以最好换一个人去和希特勒直接解释，要求他撤回这种不公正的控诉。龙德施泰却不愿意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此后几天之内，我访问了不少的高级将领，希望能够劝动他们采取行动，但是毫无结果，最后我就去看赖兴瑙上将，大家都知道他和希特勒及国社党（纳粹党）一向是处得很好的。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赖兴瑙却告诉我他和希特勒早已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所以要他去见希特勒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却也认为是应该让希特勒明白陆军将领对于这个事件的感情，所以他就主张我自己去一次。我就说我是军长中资历最浅的一个，有许多老前辈在，我怎敢代表全体将领讲话。赖兴瑙却不听我那一套，他说这是为大家好的事情，他就跟总理官邸通了一次话，要求元首接见我，第二天我就获得命令叫我到柏林向希特勒报告。
希特勒单独一个人接见我，并且让我一个人说了二十多分钟，他一直都没有中途打断我。我把我在柏林所听到的三篇演词内容撮要地叙述了一下，并且指出这都是针对着陆军将领而发的。于是我就说：“我曾经和许多将官谈论过，他们对于政府首长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感到莫大的惊异和愤慨。事实上他们的忠诚在最近就已经有了事实上的证明，他们在波兰战役中都曾经亲冒生命的危险，来报效国家，所以这场战争才会只要三个多星期就胜利结束了。由于对西方国家的恶战还尚未展开，来日大难，他们更认为在最高领导方面绝不可以发生裂痕。也许你会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我这样一个资历最浅的将领，会来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来。我曾经请求那些老前辈们来向你解释，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来。但是为了不要让你以后会这样说道：‘我曾经当面向那些陆军将领们说，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就接受了我的不信任，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所以我今天才来见你，为了向你提出抗议，认为这种说法对于我们不仅是不公正，而且也是莫大的侮辱。假使对于某一个将领——我想最多不过是个人的问题——感到不信任的话，你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