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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引擎和钢板的力量，在诸如适当的地形、奇袭和集中运用的重要条件配合下，可以不需要任何的准备射击，就能把火力带入敌阵。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11）
把大量的战车集中在一起使用，也是引起批评的一点。他们说：把所有的战车都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攻击的力量，这种观念是不是正确的呢？如果把战车分配给步兵使用，是否也是值得加以考虑的呢？假使说在今天步兵没有战车就不能够实行攻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种结论说：凡是有攻击能力的武器，凡是能帮助其他兵种前进的武器，自然就应该算是一种主要的武器。至于说战车是否应该配属给步兵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下列的假想战例来作一个澄清的说明：
红蓝两军正在对战之中。双方都有100个步兵师和100个战车营。红军方面把所有的战车都配给各步兵师，而蓝军则将其集中编成装甲师，由最高统帅部加以直接的控制。假使战线的长度是300英里，其中100英里是战车所不可能通过的，100英里是战车很难运用的，另外100英里则是适合于战车活动的地形。那么在实战的时候就会有下列的现象发生：红军因为把战车分配给各师使用，所以有一部分战车被配置在战车所不能活动的地区，结果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另外一部分战车虽然可以活动，但是受地形的限制太大，也使它们成功的希望变得非常的微弱。结果在战车最便于活动的地区，红军所能使用的战车却不过只是它的全部兵力的一小部分而已。反过来看，蓝军的情形则完全不一样，它可以把全部的装甲兵力都集中在一起，用在最有利的地区，以求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它在这个地区的战车数量至少可以为敌人的一倍，而在其他取守势的地区，也只会受到敌方的小规模的战车攻击。假使说一个步兵师具有50门战防炮，那么它对付50辆战车的攻击，就要比对付200辆战车容易得多了。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把战车分配给各步兵师的观念，只不过是重新回到1916年到1917年的最初英国战术的旧路，事实上这完全是失败的，一直等到康布雷之后，英国战车使用大量集中的战术，才算是获得了成功。
利用战车的装甲，迅速地攻入敌阵，把我们摩托化的大炮直接地打中在目标上面，我们相信这种办法一定可以获得胜利。有人说：“摩托车辆并不能算是一种新武器，它只是一种运输旧武器的新方法而已。”当然内燃机是并不能够发射炮弹的，假使我们说战车是一种新武器的话，那么实际上的意义就是说它是一种新的兵种，正好像海军中的潜水艇，也被称为新武器是一样的。我们相信我们是一种新武器，将来的成功可以在战史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痕迹。假使我们的攻击一定要成功，那么所有其他的兵器在空间和时间上就一定要完全和我们相配合。因此为了使我们的武器能够充分地发挥效果，我们要求一切必要的支援部队都一定要具有和我们同样的机动性，甚至在平时，这些兵种都应该由我们直接指挥。为了得到最大的决战机会，所需要的不是集中的步兵，而是集中的战车。
1937年的秋天又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和一些外国的贵宾们都来亲临参观了，这些贵宾中有英国的元帅地弗内尔爵士（Sir Cyril Deverell），意大利的元帅巴多格里奥（Badoglio）和墨索里尼本人。参加演习的装甲部队有费斯曼将军所指挥的第三装甲师和第一装甲旅，至于我本人则在统监部担任装甲演习的裁判工作。
这些演习的正面结果都足以证明装甲师是可以被当作一个单位使用的。补给和修理设备似乎还不够充足，这方面需要迅速地加以改善。我对于这些现象都曾经向装甲兵团司令部提出建议，但不幸未立即获得上级的采纳，所以在1938年的春季演习中，这些缺点又再度被公开暴露出来。
在演习的最后一天，为了展现实力给外国的贵宾们看，所以就又举行了一次总攻击的演习，所有的战车都集中在一起由我负责指挥。虽然所使用的不过只是训练用的小型战车Panzer Ⅰ型，但是其景象却已经够动人了。
在演习完毕之后，就在柏林举行了一次游行，接着就由弗里奇上将招待外国贵宾午餐，我也被邀请出席。我曾经获得了一个机会和许多外国贵宾们谈了一些话。巴多格里奥谈到他在埃塞俄比亚（Abyssinian）的作战经验。那位英国元帅问我对于摩托化的意见。至于英国的青年军官们则对于在未来的战场上，是否也可以像这次演习中一样地把许多的战车集中在一起使用的问题，特别感到兴趣。他们似乎不太相信此种战术的可行性，他们比较倾向于把战车当作步兵支援武器的理论。无论如何，这些谈话都是在非常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
1938年，勃洛姆堡—弗里奇危机shu
展开这个不平凡的1938年序幕，第一件大事就是我意外的升了中将。在2月2日的夜间我获得了这个消息，同时就接到命令，叫我出席定在2月4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由希特勒亲自主持。当我在2月4日的清早，在柏林街上走过的时候，有一个熟人从电车里面向我打招呼，并且恭喜我已经升任了陆军第十六军的军长。这对于我才是一个完全的奇袭，我赶紧去买了一份早报，打开一看就更使我惊异非常，有大批高级将领都被免职，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勃洛姆堡、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和我的好朋友鲁兹将军。这个事件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在总理官邸中的会议上可以听到一点端倪。三军的高级将领都集合在一间大厅里面，成半圆形的坐着。希特勒走进来向我们报告说，他已经把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元帅免职，原因是由于他那个不名誉的婚姻。同时他也必须要将陆军总司令弗里奇上将免职，因为弗氏已经触犯了某种罪行。关于其他的被免职人员，希特勒并没有一一加以解释。当时我们大家都呆住了，因为我们都深知我们的老长官在人格上是毫无弱点的，这种严重的打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创痛颇深。这似乎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实，但是身为德国首揆的人照理是不应该信口开河的。希特勒把他的话说完之后，就离开了大厅，而我们也就接着解散了。当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因为我们实在无法判断事件的真相，所以当然有无从说起之感。
勃洛姆堡的事件比较清楚，他的留任当然是不在考虑之列。至于弗里奇上将的事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是一个必须成立军事法庭来侦讯的事件。军事法庭组成之后，由戈林充任庭长，尽管如此，判决还是认为弗里奇完全无罪，这种诬赖的指控完全是无事实根据的。在定案后又过了好几个月，我们又被召集，听取最高军事法庭庭长海兹将军（Gen。Heitz），宣读这个案件的判词。在那冗长的判决书之前，希特勒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为这次事件向我们表示歉意，并且表示今后将不会再犯这种过错。我们就要求把弗里奇上将完全复职。可是继任的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上将却只是做到了让弗里奇恢复现役，被命令担任第十二炮兵团的荣誉团长，却再没有给他一个实缺。这对于他所受到的损失真是不能补偿于万一。那个制造伪证进行诬告的人，希特勒固然已经命令把他交付军法审判，但是在幕后策动这次卑鄙行为的人却还是安然无恙。那个诬告者被判了死刑，也不过是一个烟幕弹而已。8月11日在葛洛斯邦（Gross Born）地区举行的军事训练中，弗里奇上将担任第十二炮兵团的指挥官，13日，希特勒在该地视察演习，但两人始终不曾见面。
在等待证实清白的几个月间，弗里奇上将始终有尊严地保持沉默，获得大众一致的尊敬。姑且不论这种面对政敌的态度是否正确，但在真相大白后，使一般人对他的人格更为尊崇。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自称陆海空军总司令。由于国防部长一席一直虚悬着，常务次长（或译部长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Gen。Wilhelm Keitel），就一直代理部务，不过凯特尔却并无指挥权。他自称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军务总监（Chef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简称为OKW与OKH大有区别。OKW为三军统帅部，OKH为陆军统帅部。——译者注）。第四军区的司令官已经换成了赖兴瑙将军，他控制着三个摩托化军，他倒是一个思想进步、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