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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这个人受过极高等的教育，禀性冷静孤立。当德国决心重整军备的时候，他开始要以毛奇的精神为指导，来重建这个新的参谋本部。但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技术问题却完全缺乏了解，他对于航空、摩托化、无线电等项问题，都一概不懂。他看到技术的进展，使战争的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感到大伤脑筋，于是他就尽力想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企图作“拨钟向后”的打算。同样的，他对于纳粹党的这一套政治革命的工作，也完全不加闻问。他的天性是倾向保守，遇事拖延，所以他的成就也不过如此。
以上所说的是德国参谋本部中的少数最重要的人物，对于他们的个性做了一番简单的分析以后，现在就可以归纳出来参谋本部的整体精神是什么。在这样长的历史演进当中，德国参谋本部的首要目的，就是选择具有第一流好头脑和好人格的军官，使他们接受一种特殊的教育和训练，以便将来无论在何种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都能领导德国的陆军实行作战。
一个军官被派到参谋本部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人格上的完整，以及无论在公私两方面，行为都绝对无弱点可加以指摘。其次才是军事上的才能，他应该在战场上有实际的表现，对于战术和技术等问题都具有充分的了解，具有组织力，并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要有相当的耐力。此外他还要勤勉好学，禀性严肃，和具有决断力。
照这个标准来选择人员，很可能会过分偏重智力上的才能，而有时会忽略了人格的力量，尤其是在人情上的修养，因为这种品性是最容易为人所忽视的。
绝大多数的参谋本部军官，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他们对于他们这个军官团的传统精神，都是十分了解的。但是这却并不是说，有权选择他们继承人的人员，就恰好对这种传统精神有所认识。即令是如此，他们也并不一定就具有知人之明，可以挑选出具有必要品性的人员。
毫无疑问的，古老的传统在理论上对于任何陆军都是具有很大价值的。如上文所说的，过去一些参谋本部军官的人格，对于后一代是固然可以构成良好的模型，不过同时也应以不阻碍时代性的发展为原则。事实上，传统并不能作为决定行为的惟一指标，而只能供参考，因为环境和方法都完全改变了，所以即令是完全模仿，也绝不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几乎任何已经成熟的制度，都很难避免这种传统的弊害。普鲁士—德意志的陆军，以及它的参谋本部也常常犯这一类的错误。所以在旧传统与新任务之间，时常不免要发生冲突。而在我这个时代当中，由于好几个外来的因素，更使这种冲突益形紧张：一是德国政治环境有了新的改变；二是世界上和欧洲的均势局面也完全起了变化；三是技术问题益增其重要性；四是战争已经“总体化”，其影响所及一直达到了整个世界。
很明显的，不是所有的参谋本部军官都能明了这种新形势的意义。尤其是年龄较大，而又身居较重要位置的人，特别缺乏这种了解。最近的发展要求必须沿着三军合并的路线以改组军事的体系，而最重要的就是各种兵力都应隶属在统一指挥之下。基于政治上、军事上、技术上的发展，这个要求很重要，而这个最重要的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却并不是由陆军参谋本部提出的。反言之，战前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们，却始终固执的反对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最高统帅部，以配合当前局势的急需。
正和对于成立三军最高统一指挥问题的态度一样，此后遇着独立空军的建立，和装甲兵的发展等等问题，陆军参谋本部也都是反对这些新奇的观念。关于这两种新的技术发展，他们始终不曾加以仔细的研究，因为他们害怕一方面会减低整个陆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会损失那些旧有兵种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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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使参谋本部军官能够懂得政治情况的企图，又受到了两个因素的阻碍而完全失败。第一是参谋本部的传统使得他们的兴趣集中在纯军事的方面；第二是希特勒对于国家的统治，是采取一种“门罗主义”，他把每一部门的工作都完全分开，不让彼此之间有交换接触的机会。这样就显得他一个人的地位特别的重要，可是对于整个德国而言，这就是害莫大焉。
参谋本部中年轻的一代，对于这种局势的紧张程度，其感应力要远比老年人强，而且自动尽可能去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法。他们这种积极的态度却并不为他们的长辈所认同。年轻的人认为时不我与，所以不惜与老年人唱反调，他们感觉到这些传统精神的代表人，是想使他们降低演化的速度。
也就是这种顽固不化的传统观念，才使参谋本部与希特勒处于对立的地位，而造成了他对于参谋本部的不信任，在长久时间之内，遂形成一种摩擦，对于战争的进行，构成极严重的影响。
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这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假使指挥官已有定见，而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们应忠实地执行主官的意见，一切都以合于主官的愿望为原则。他应该完全了解部队的需要，并且倾全力协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他对于战略战术、技术等等问题，都应有相当的了解，在技术方面，他固然不一定要太注重细节，但是他的知识要以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发展，和战场上的作战指挥，互相配合为原则。
当然，一个参谋本部军官，也一定要具有一切军人所应具有的道德，例如：勇敢、决断、责任感、应付的天才、身体的忍耐力以及相当的勤勉。
每一个参谋本部军官都应该照正常的规定，到部队中去工作，或是在他自己原先出身的兵科，或是在其他的兵科，这才可以使他多获得实际的经验，以供未来业务上的参考。关于这一方面，德国陆军在战前的最初几年中，实在距离理想太远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使当时参谋军官极感缺乏，所以无法实行轮换的制度。以后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就更为突出。因为许多高级人员都不希望他手下有经验的参谋被调往前线，而使他们的工作产生了障碍。这种恶例是由OKW和OKH所首创的，其中有些幕僚人员在前后六年的战争期间，根本没有上过一次前线。
也许参谋本部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中所有的成员，都受过一种训练，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是依照一种固定而统一的体系。以这种反应的统一性为基础，就可以希望使一切的决定也具有广泛的统一性，法国称它是“思想上的统一”。参谋总长并没有指挥权力以来实现他的意志，却可以希望由于这种整个参谋本部军官团在思想程序上的一致性，而使他的影响力贯彻到全体陆军的每一个参谋。此种意识上的一致性，使得参谋本部的军官团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参谋通迅频道”（Generalstabsdienstweg），这种现象当然不见容于希特勒。
参谋本部的战略观念，并不应以某种固定硬性的原理为基础，而应该配合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未来新兴的各种任务。德国在地理上的位置恰好在中欧，四面都是强邻环伺，逼得它一定要研究几个战场上的作战问题。同时这种作战也一定是以优势的敌人为对手，所以对于这一方面也应详加研究。旧德国参谋本部的战略思想，主要的是大陆性质。但是由于空军的加入，表示渡海作战的问题应该加以更多的考虑。可惜这个事实却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认识。
由于可能是同时跟几个敌人作战，所以在战略上必须有一个主从之分：在次要的战场上取守势，而在主战场上取攻势。所以接着又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个攻势由第一战场移转到第二战场。
由于我们的资源太有限，逼得参谋本部一定要研究速战速决的办法。由此就引发使用各种形式的“摩托化”的问题。由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曾经收到速战的效果，所以我们的敌人就为我们创造了一新名词：“闪击战”。
由于地理上的限制，德国总是被迫必须采取“内线作战”的方式，而在这种作战中，一定要攻守相间。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