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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已经顶住并得到克服：
“从1959年到1961年，我们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是事实，但还有一个人为的因素她没有提，即极“左”倾向的影响，这种倾向自那时以后部分地得到了纠正。——引用者）但现在我国经济和我国人民在渡过了这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我们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战胜这些困难的。……我们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挠我们继续朝着我们的目标迅速前进——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先进工业、先进农业、先进科学文化和巩固的国防的国家。”
她在这里强调“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是有历史背景的，即指赫鲁晓夫片面撕毁协议、停止对华援助、撤退苏联专家、带走建设图纸，使中国的工业化事业蒙受沉重的打击。尽管中苏两党之间进行了公开的激烈论战，她还是没有具体明说，而只是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中这样提了一下；
“现在，中国已经不欠任何人的债。虽然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国家建设，但我们没有借过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一分钱，就是借苏联的债也已经连本带利全部还清了。”
她的语调反映出这一事实，即：60年代初虽然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大家保持了对革命的信心，外部压力只是使公众的意志更坚强，独立进行的各种尝试也使人们的自尊心增强了。（如国内石油资源的开发使人们打破了中国贫油的旧观念。）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她仍然希望重新建立和得到调整：
“我们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高度估价是我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基本方面。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阵营不仅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一个集体，而且是属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因此……每个成员国的行动，必须有助于进一步鼓舞和支持世界各国人民每天都在进行的斗争。至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中国历来主张：各国之间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行，应当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活榜样。”
她着重指出，中国的国际威望已空前提高。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的革命已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之一。中国人民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如果说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外部敌人是美帝国主义，那末它的主要内部敌人就是修正主义：“每一个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政党，为了使它的党员保持高度的革命性，都会遇到向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进行斗争的问题……党员和党政干部同劳动人民必须经常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政策是防止在工作中产生官僚主义的保证，同时也是防止在社会上产生特殊阶级的保证。……世界上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十分指望‘和平地破坏’中国和世界的革命队伍。他们正把希望寄托于革命事业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继承人。”
新中国——四分之一人类所生活着的国家——解决各种问题的事实必将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特别感到鼓舞的是毛泽东的思想和中国源于政治信念力量的自力更生的实践。
很明显，宋庆龄是怀着极度满意的心情、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念以及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道路必胜的信心，来回顾建国后十六年的纪录的。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意识到了毛泽东的看法正好同她相反——他认为进展已经停滞并且正在走向反面，他已经准备好要粉碎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结构，因为它们已成为阻碍前进的路障。
他所要发动的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在宋庆龄写作这篇欢快的文章的几个月之后，这场运动就猛烈地开展起来了。它持续了十年之久。同毛泽东的意图相反，也同千千万万群众的热望相反（这种热望最初是因毛泽东对运动前景所作的描绘而产生的），它随着自身的势头蜕变成中国自解放以来所遭到的最大的挫折。注释
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艰难的日子，1966—1976年
（一）历史性的悲剧
在她的一生中，宋庆龄经历过许多充满风暴和困苦的时候，但从未有过思想混乱的时候。尽管她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洪流的一部分。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从她74岁到84岁——这位意志坚强而精神则永远年轻的妇女却感到被孤立了起来，使她思想混乱，有时甚至觉得孤独凄凉。这是从未有过的。她尽了最大努力想去理解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但常常陷于困惑。
这场新的运动被说成是中国革命的深化。中国革命是她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她想跟上运动的步伐，但却常常发现运动所宣布的目标同实际发展情况不相符合，她对实际情况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
像极大多数中国革命家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她对这场运动的突然性觉得意外，而对它所提出的目的则印象深刻。目的之一是使社会加速由社会主义阶段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另一个目的是使全社会的成员以未来的价值观来改造自己，有意识地同那些植根于过去剥削社会的思想、行为和组织模式相决裂，建立新的准则。
改造的动力在于千百万群众——特别是那些“生在红旗下”并决心高举红旗前进的青年——的行动。青年应该同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工人农民打成一片、具备工农的思想感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要作老一代的学生。但青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充满活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应该成为扫除所有旧思想残余的有力工具。（这些旧的剥削阶级思想和价值观是几千年里积累下来的，有的从旧社会直接保留下来，有的以官僚主义特权或其他特殊化的新形式死灰复燃。）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的应该去教年老的。
教育事业也必须彻底改造，学校都把课停下来，直到教育者本人受到新精神的再教育。
对“老革命”来说，他们感到的压力是：千万不能在这场改造运动中落后，因为这场改造运动被说成对整个未来具有历史性的决定作用。如果他们不改变自己去适应运动的要求、特别是如果他们阻碍运动，他们过去的功绩就将一笔勾销。他们就将自外于革命队伍——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这更痛苦、更不可思议的结局了。
这些就是这场运动的理论。总的说来，人们在思想上都接受了这些理论并且付诸行动，特别因为这些理论是毛泽东提出的，而直到这时为止他的卓有成效的领导是事实俱在、无与伦比的。
那末，这是一场争夺权力的斗争吗？毛当然想使这场运动成为“新”战胜“旧”的权力斗争。但实际的结果却正好同他的精神和不断宣扬的意图相反——派性斗争连绵不断并且常常诉诸暴力，各派都发誓要比别人更忠于他和他的思想，实际上是一些狡猾的野心家在争夺他身后将留下的权力和地位。他从来不会想到，“文化大革命”在每个领域里所带来的都是挫折而不是前进。
他自己在一些场合谴责了粗暴行为和派性对立——这些情况虽然多次试图加以制止，却不但不消退，反而长时期到处蔓延。毛泽东曾号召进行说理斗争，尖锐地批评“用法西斯方法审问干部”。运动一开始，周恩来就指责某些年轻的红卫兵的做法太残酷，并且指示在这些红卫兵就读的那所中学里办个展览会，以引起公众的愤恨。但其他许多因素（包括上层的派性）导致了许多新的暴力行径，并几乎引发内战。
不幸的是，这些严酷的事实并未导致对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及两者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重新进行检讨。毛主席相信，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办法是进一步开展“文革”。他以他的崇高威望从整体上来支持这场运动。最后，随着他的精力衰退，他被一些野心家所包围，他要了解情况或会见什么人都由这些人控制。这些人说话做事都是打着他的旗号，实际上则完全为谋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回顾这场运动时，极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位伟大领袖犯了深刻的错误——他们把他同“四人帮”严格区分开来。对于“四人帮”，事实上是没有人不卑视和咒骂他们的，认为这是一群专事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