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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问她，那些没有光明、没有希望的日子，她怎么度过？
她淡然一笑，说：“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姐姐和哥哥，为了他们，我也得活下来。”
我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即使是在众叛亲离，甚至连她的家人也劝我爸和她离婚、划清界限时，我爸对她也始终不离不弃。我妈被隔离审查时，我爸专门托人送进去一瓶她最爱吃的辣椒油，瓶底隐藏着一张纸条，叠得小心翼翼，上面有我爸亲手写的10个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看到那些熟悉的字迹，我妈泪流满面。她把字条藏在贴近心口的内衣口袋里，每当夜深人静，就会一次次拿出带着她体温的字条，在冷冷的月光下看得出神。
重新站上讲台后，她依然是最好的老师。那时，她和我爸说得最多的就是：“十年，耽误了太多时间，现在一定要把荒废的光阴都补回来！”
多年后，我问过我妈，她是否曾经后悔，后悔没有去台湾，去享受“赵家二小姐”的荣华富贵？每每此时，我妈总是一笑而过：“我要去了台湾，遇不到你爸，怎么还会有你啊？”
这就是我妈妈的故事，也是我在申请达特茅斯时所写的命题作文。作文里，我的英文远远算不上流畅，但我想，一定是字里行间的真挚情感打动了Judith，也打动了其他的录取官员。
后来到了美国，在一次中国学生的聚会上，谈起申请作文，一个女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你还不如说张艺谋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人呢！你的作文，他的电影，都只会描写‘文革’，描写中国人的苦难，来换取老美的同情和眼泪！”
我没有反驳，也没有争执，但我心里却最明白：这绝不是换取同情和眼泪！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却实实在在地在我们身边发生了。记录它，描写它，是为了永远地记住它，也是为了永远地远离它。
“超一流”推荐信
连载（三）
印象中，推荐信从来都是上级推荐下级，老师推荐学生，目的只有一个：以权威而中肯的评价让你申请的大学对你增进了解和信任。但是，看到达特茅斯对推荐信的要求时，我却愣住了：除了两封来自老师的，居然还要一封来自朋友的！这也算是推荐信吗？
接受了十几年中国式教育的我却无暇也无法领会这样一封特殊的推荐信意义何在。我只是一味惦记着，不知道朋友们会把我写成什么样。
几天后，四五个好友聚在宿舍里。小卫因为英语最好而当选了执笔人。在七嘴八舌的喧闹声中，他清了清嗓子，故作领导姿态地说：“曾子墨同学是个好同志，因此，在她的推荐信里，我们决定全部采用褒义形容词，让老美看到刘胡兰秋瑾一般伟大的中国女性。”
子墨外表文弱秀气，惹人怜爱，却时常透露出巾帼英雄般的气概，令男同学既敬佩不已，又自叹不如。
高中时，大家经常一起游泳。子墨基本是个旱鸭子，每次只能滥竽充数地扑腾几十米，就开始和大家在水里嘻笑玩闹。一次，学校的游泳冠军碰巧也在。为了显示他非同一般的高超技巧，这位男同学在三米跳板上表演了一次动作标准的“冰棍入水”，令大家啧啧称赞。他于是表示，如果谁能超过他，他就替超过他的人做一个学期的卫生值日。
大家面面相觑，只有子墨不慌不忙地从游泳池里爬上来，众目睽睽之下，款款地走向池边，又一步步婀娜地登上阶梯。大家不禁暗自纳闷，难道子墨要做个307C或者1052B，来战胜刚才的“冰棍式”？
没想到，子墨对三米跳板根本就不屑一顾，她径直走上了五米跳台！
大家群情激奋，期待她一跃而下，但此时，她却转过身去，走向阶梯。有人开始起哄了，分明是她没有胆量，要打退堂鼓了。
正当游泳冠军暗自得意时，惊人的场面出现了。走到阶梯口的子墨并没有往下走，反而是坚定、优雅地继续往上爬。最终，她站在十米跳台上，变成了一个晃动的小红点。游泳池边鸦雀无声，大家抬着头，张着嘴，瞪着眼睛，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子墨毫不迟疑地像冰棍一样地跳了下去，飞溅起大片大片白色的水花。
不久，子墨浮出水面，等待她的是欢迎英雄一般的雷鸣掌声和欢呼雀跃声。游泳冠军走向子墨，满脸惭愧，说：“我算是服了你了！”
还没等我看完，小卫就得意洋洋地问了一遍又一遍：“怎么样？绝对属于超一流推荐信吧？”
那时，我们都没有受过美式教育的熏陶，不懂得在美国校园里，人们最看重的就是真实。小卫杜撰的如果是小说，我给他评A＋，但作为推荐信，却让我本能地感觉“不对”。
多年后，当我遇见同在美国留学的小卫，提起少年时的“跳水”典故，大家都不禁莞尔一笑。然而在当时，面对我的沉默，他却气得跳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嗷嗷直叫：“曾子墨，你不知好歹！”
此后很长时间，小卫一直不和我讲话，任凭我怎样解释、道歉，他都全然不听也全然不顾。
直到有一天，我在教室里遇到他，他还是一言不发，却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拆开一看，原来是一封他早已寄出的推荐信的草稿，平淡、朴素，但是，很真实。
“不相信你能得到奖学金！”
连载（四）
因为有全额的经济资助，对于拿到签证，我一直充满自信，志在必得。
去签证那天，我算准了时间，在领馆开始工作的上午9点，一分不早一分不晚，从容不迫地到了秀水街。
美国领馆外的热烈场面想必每天如此。
在这里，一切都是为了美国。
而且，等待的时间再久，人们脸上也看不出丝毫倦意。相反，大家都在用局外人听不太懂的特色语言聊得兴高采烈：
“听说3号窗口好签，那‘四眼儿’最好说话！”
“没错，你可千万别赶上1号窗那胖老太太，整个一个美帝国主义者，昨天一上午没发一张黄条！”
“最近北京特紧，上星期有个拿TA全奖的都差点被拒，更别说我这RA半奖了。实在不行，我就去广州。”
对话中，往往都是“专业术语”。如果不是内行，常会听得一头雾水。像取签证的单据一律是黄色的，所以被称为“黄条”。而TA是“助教”，RA是“助研”，都是研究生获得经济资助的方式。
就在这时，扩音器里有人在用英文说：“曾子墨，请到2号窗。”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被授予奖学金的证明，走到2号窗口前。坐在玻璃窗另一侧的签证官很年轻，略带孩子气的脸上却满是严肃和认真。若不是他西装领带正襟危坐，我真会以为他不过就是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大男孩居然在不经意间，掌握着那么多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
他翻看着我的签证表，职业而彬彬有礼地开始发问：“你为什么要去美国？”
“去念大学。”
“学费这么贵，你怎么负担呢？”
“我拿到了奖学金。”我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把奖学金证明递过去。
他低头瞥了一眼，继续问：“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
“那你应该问达特茅斯才对！”
也许是因为我的言谈举止间，没有他见惯了的那种小心翼翼和毕恭毕敬，他惊讶地看看我，不甘心似地又重复了一遍：“你觉得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呢？”
“大概是我的经历和成绩让学校相信，他们在我身上的投资不会让他们失望。”
签证官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把学校的两封信还给我，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得到奖学金。”
不相信？
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让我哭笑不得。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获得了一年2万多美元的奖学金，我居然还拿不到签证，而且是因为这样一个荒谬而蛮横的理由。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能拿到奖学金呢？”我不甘示弱，立刻反问。
“我来中国两年多了，还没有见过读大学本科就能得到奖学金的。仅仅是这两封信，根本不能证明你的奖学金是真的！不过，你并不是被拒签，所以不必等两周之后再来。如果你有充足的资料证明你奖学金的真实性，欢迎你随时回来！”
即便是这样一番回绝的话，签证官依然说得周到客气，礼貌得无懈可击。但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却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尽管美国从来都不是我唯一的选择，但是，他凭什么不相信我？
我没有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