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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郡县之人其至京师者，大抵通籍之官，其仆从亦不过三四，下此即一二举贡与白粮解户而已。盖几于古之所谓“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彼其时岂无山人游客于请公卿，而各挟一艺，未至多人，衣食所须，其求易给。自东事既兴，广行召募，杂流之士哆回谈兵，九门之中填馗溢巷，至于封章自荐，投匦告密，甚者内结貂当，上窥颦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兴言及此，每辄为之流涕。
欲清辇载之道，在使民各聚于其乡始。
○访恶尹翁归为右扶风，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具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所谓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访察恶人也。武断之豪，舞文之吏，主讼之师，皆得而访察之。及乎浊乱之时，遂借此为罔民之事。矫其敝者乃并访察而停之，无异因噎而废食矣。
《传》曰：“子产间政于然明，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鸽之逐鸟雀也。是故诛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说苑》：“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日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今。’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盐铁论》曰：“水有扁狙池鱼劳，国有强御齐民消。”
○盗贼课《史记？酷吏传》：“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此汉世所名为盗贼课，而为法之敝已尽此数言中矣。《汉书》言张敝为山阳太守，辽东盗贼并起，上书自请治之。言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课诸事亦略如此。久处闲郡，愿徙治剧。夫未得之盗犹有七十七人，而以为郡内清治。”岂非宣帝之用法宽于武帝时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盗群起，遣绣衣之使持斧断斩于郡国，乃能胜之。而宣帝之世带牛佩犊之徒，皆驱之归于南亩。卒之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是则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与刀笔筐箧之士议也。
《後汉书？光武纪》：“建武十六年，郡国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缠，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恢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光武精于吏事，故其治盗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大抵皆然，又岂独盗贼课哉！
○禁兵器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挟弯铠，徙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制民间铁叉、搭钩、柔刃之类皆禁绝之，寻而海内兵兴，陨身失国。元世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有刃者，悉输于官。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人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已，括三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顺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已而群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官一员，每县添设主薄一员，专率义兵以事守御。故刘文成有诗曰：“他时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习鼓鼙。”鸣呼！“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古之圣王则既已言之矣。
汉武帝时，公孙宏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吾丘寿王难之，以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弯之过也。”“诚能明教化之原，而帅之以为善，保家之道，则家有鹤膝，户有犀渠，适足以夸国俗之强。”而不至导民以不祥之器矣。○水利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後，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历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义焉得而无水旱乎？崇帧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水气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木也。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後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自乾时著于齐人，枯济徵于王莽，古之通津巨读，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划门县，今之河津也。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门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人，转般至京，以省关东之漕者也。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竞以获利。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谓俊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
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径之利，自兹厥後，声尘缺然。同州刺史姜师度，识洞于微，智形未兆。匪躬之节，所怀必罄；奉公之道，知无不为。顷职大农，首开沟恤。岁功犹昧，物议纷如。缘其忠款可嘉，委任仍旧。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白藏过半，绩用斯多。食乃人天，农为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惮祁寒，将申劝恤之怀，特冒风霜之弊。今原田弥望，吹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亢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亩金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所以官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来别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