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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垦荒地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户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减轻起科，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绝争竞之端，抑且少助仓禀之积。”从之。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听。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启后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及西天佛子，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也。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渐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华亭一县，即公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余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余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余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没入朱清、张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于是皇上怜民重困，屡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递减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余石。愚历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蒙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征。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征税之实。愿阁下转达皇上，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此则国家有轻税之名，又有征税之实矣。”
今按《宣庙实录》：洪熙元年闰七月，广西右布政使周干，自苏、常、嘉、湖等府巡视。还言：“苏州等处人民多有逃亡者，询之耆老，皆云由官府弊政困民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亩旧税五升，小民佃种富室田亩，出私租一石。后因没入官，依私租减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拨赐公侯、驸马等项田，每亩旧输租一石，后因事故还官，又如私租例尽取之。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之乎？尽取则无以给私家，而必至冻馁，欲不逃亡不可得矣。乞命所司，将没官之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照彼处官田起科，亩税六斗。则田地无抛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下部议。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处旧额官田起科不一，租粮既重，农民弗胜。自今年为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自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六年三月，巡抚侍郎周忱言：“松江府华亭、上海二县，旧有官田，税粮二万七千九百余石，俱是古额。科粮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上命行在户部会官议，劾忱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上不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地税粮，不分古额、近额，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书减免，不许故违。辛酉，上退朝，御左顺门，谓尚书胡氵荧曰：’朕昨以官田赋重，百姓苦之，诏减什之三，以苏民力。尝闻外间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赋，而户部皆不准。甚者文移戒约有司，有‘勿以诏书为辞’之语。若然，则是废格诏令，壅遏恩泽，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减租之令务在必行。《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子曰：‘百姓不足，尹孰与足？’卿等皆士人，岂不知此？朕昨有诗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氵荧等皆顿首谢。其诗曰：“官租颇繁重，在昔盖有因。而此服田者，本皆贫下民。耕作既劳，输纳亦苦辛。遂令衣食微，曷以赡其身？殷念恻予怀，故迹安得循？下诏减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视万姓，有右父子亲。兹惟重邦本，岂曰矜吾仁！”《英庙实录》：正统元年闰六月丁卯，行在户部奏：“浙江、直隶、苏、松等处减除税粮，请命名处巡抚侍郎并同府县官，用心核实。其官田每亩秋粮四斗一升至三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明白具数，送部磨勘。”从之。
官田自汉以来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佗胄，明年，置安边所，凡佗胄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隶焉，输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颜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得一千万亩之田，则岁有六七百万斛之入。丞相贾似道主其议行之，始于浙西六郡，凡田亩起租满石者，予二百贯，以次递减。有司以买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田独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别领于官。《松江府志》言：“元时苗税，公田外，复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领故宋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财赋府领籍没朱、张田，以供中宫；稻田提领所领籍没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