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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啬夫之卑，犹得以自举其职。故爰延为外黄乡啬夫，仁化大行，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而朱邑自舒桐乡啬夫，官至大司农。病县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共为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二君者，皆其县人也。必易地而官，易民而治，岂其然哉。
今代县门之前多有榜曰：“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此先朝之旧制，亦古者悬法象魏之遗意也。今之谓不经县官而上诉司府，谓之越诉。是不然。《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壬午，命有司择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此之谓越诉也。惟其大小之相维，详要之各执，然后上不烦而下不扰。唐至大历以后，干戈兴，赋税烦矣。而刘长卿之《题溪李明府》曰：“落日无王事，青山在县门。”盖县令之职犹不下锓，而小民得以安其业，是以能延国命百有余年，迄于僖、昭而后大坏。然则鸣琴载星有天下者，宜有以处之矣。
洪熙元年七月丙申，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何文渊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县设立老人，必选年高有德、众所信服者，使劝民为善。乡闾争讼，亦使理断。下有益于民事，上有助于官司。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隶仆，规避差科。县官不究年德如何，辄令充应，使得凭藉官府，妄张威福，肆虐闾阎。或遇上司官按临，巧进谗言，变乱黑白，挟制官吏。比有犯者，谨已按问如律。窃虑天下州县类有此等，请加禁约。”上命申明洪武旧制，有滥用匪人者，并州县官皆置诸法。然自是里老之选轻而权亦替矣。
汉世之于三老，命之以秩，颁之以禄。而文帝之诏，俾之各率其意以道民。当日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礼之者甚优，是以人知自好，而贤才亦往往出于其间。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为义帝发丧，而遂以收天下；壶关三老茂，上书明戾太子之冤，史册炳然，为万世所称道。近世之老人，则听役于官，而靡事不为，故稍知廉耻之人不肯为此，而愿为之者大抵皆奸猾之徒，欲倚势以陵百姓者也。其与太祖设立老人之初意悖矣。
明初以大户为粮长，掌其乡之赋税，多或至十余万石。运粮至京，得朝见天子。洪武中，或以人材授官。至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南京监察御史李安及江西庐陵、吉水二县耆民，六年四月，词讼，把持官府。累经整饬，而其患少息，然未尝以是而罢粮长也，惟老人则名存而亡矣。
巡检，即古之游徼也。洪武中尤重之，而特赐之敕，又定为考课之法。及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增置巡检司四十有五。自宏治以来，多行裁革，所存不及曩时之半。巡检裁则总督添矣，何者？巡检遏于未萌，总督治之于已乱。○里甲常熟陈梅曰：“《周礼》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间大小相维，轻重相制，纲举目张，周详细密，无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过五人，盖于详密之中而得易简之意，此周家一代良法美意也。后也人才远不如古，乃欲以县令一人之身，坐理数万户口赋税，色目繁猥又倍于昔时，虽欲不丛脞，其可得乎！愚故为之说曰：以县治乡，以乡治保。以保治甲，视所谓不过五人者而加倍焉，亦自详密，亦自易简，此斟酌古今之一端也。”又曰：“一乡几保，不妨多少，何也？因民居也，法用圆。十甲千户，不得增损，何也？稽成数也，法用方。
○掾属《古文苑》注：“王延寿《桐柏庙碑》人名，谓掾属皆郡人，可考汉世用人之法。”今考之汉碑皆然，不独此庙。盖其时惟守、相命于朝廷，而自曹、掾以下，无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为之兴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即出守、相，而不似后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于吏部。故广汉太守陈宠入为大司农，和帝问在郡何以为理，宠顿首谢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主簿镡显，拾遗补阙。臣奉宣诏书则已。”帝乃大陪。至于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南阳太守成晋委功曹岑蛭，并谣达京师，名标史传。而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代之尚为烦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烦而日不给。又其变也，铨注之法改为掣签，而吏治因之大坏矣。《京房传》：“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因此知汉时掾属无不用本郡人者，房之此请乃是破格。杜氏《通典》言：“汉县有丞、尉及诸曹、掾，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县则兼用他郡。乃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人。”
唐高宗时，魏玄同为吏部侍郎，上疏言：“臣闻傅说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设都，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国，今之州县。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选英贤，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氏因之，有沿有革，诸侯得自置吏四石已下，其傅、相大官则汉为置之；州郡掾史、督邮、从事，悉任之于牧守。爰自魏、晋，始归吏部。递相祖袭，以迄于今。用刀笔以量才，按簿书而察行。法令之弊，其来已久。盖君子重因循而惮改作，有不得已者，亦当运独见之明，定卓然之议。如今选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权道，所宜迁革，实为至要。何以言之？夫丈尺之量，所及者盖短；钟庚之器，所积者宁多？况天下之大，士人之从，而可委之数人之手乎？假使不如权衡，明如水镜，力有所极，照有所穷，铨综既多，紊失斯广。又以比居此任，时有非人，岂直愧彼清通，亦将竭其庸妄。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脏私一启，以及万端。至乃为人择官，为身择利，顾亲疏而举笔，看势要而措情。加以厚貌深衷，险如壑；择言观行，犹惧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析之于一面，具僚庶吕专断于一司，其亦难矣。天祚大圣，比屋可封。咸以为有道耻贱，得时无怠。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坎复增多。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淄渑阿混，玉石难分，用舍去留，得失相半。抚即事之为弊，知及后之滋失。夏、殷以前，制度多阙。周监二代，焕乎可观。诸侯之臣不皆命于天子，王朝庶官亦不专于一职。故穆王以伯ぁ为太仆正，命之曰：‘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此则令其自择下吏之文也。太仆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属委之，则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礼》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别掌兴贤诏事，当是分任于群司，而统之以数职，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责成，君之体也。所委者当，则所用者精。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难，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视其孝友，乡党服其诚信，出入观其志义，居忧欢取其智谋。烦之以事，以观其能；临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礼》始于学校，论之州里，告诸六事，而后贡之王庭。其在汉家尚犹然矣。州郡积其功能，然后为五府所辟；五府举其掾属，而升于朝；三公参得除署，尚书奏之天子。一人身所关者众，一士之进其谋也详，故官得其人，鲜有败事。魏、晋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论，盖区区之宋朝耳。犹谓不胜其弊，而况于当今乎！臣窃见制书，每令三品、五品荐士，下至九品，亦令举人，此圣朝侧席旁求之意也。而褒贬未明，莫慎所举。且惟贤知贤，圣人笃论；身且滥进，鉴岂知人？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已。《汉书》云：‘张耳、陈余之宾客厮役，皆天下俊杰。’彼之蕞尔，犹能若基，尽得贤取士之术，而但顾望魏、晋之遗风，留意周、隋之敝事，臣窃惑之。伏愿稍回圣虑，特采刍言，略依周、汉之规，以分吏部之选。即望所用精详，鲜于差失。”疏奏不纳。玄宗时，张九龄为左拾遗，上言：“夫吏部尚书、侍郎，以贤而授者也。虽知人之难，岂不能拔十得五？今胶以格条，据资配职，无得贤之实。若刺史、县令，必得其人于管内。岁当选者，使考才行，可入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