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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霸国之谋，且犹作内政，以寄军令，使之耳目素习，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动摇，然后出而用之，若决水于千仞之溪矣。
○不吊不祥威仪之不类，贤人之丧亡，妇寺之专横，皆国之不祥。而日月之眚，山川之变，鸟兽草木之妖，其小者也。传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对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为俗之不祥。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长，贱而不肯事贵，不肖而不肯事贤，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胜殷，得二俘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俘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一俘对曰：“此则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自余所逮见五六十年国俗民情举如此矣，不教不学之徒满于天下，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邓析之流，是岂待三川竭而悲周，岷山崩而忧汉哉。《书》曰：“习与性成。”《诗》云：“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识时之士所以引领于哲王，系心于德也。
○鲁僖公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而有牧之盛。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而有来牝三千之多。然则古之马政皆本于田功也。吾未见厩有肥马、野有饥莩而能国者也。
○实始翦商太王当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从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巳六百余年，作诗这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尔。犹《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肃将天威”也，犹《康诰》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后人追言之也。张子曰：“一日之间，天命未绝，犹是君臣。”
○玄鸟读经传之文，终商之世，无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ず雉，惕于天之见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则知监于夏王之矫诬上天而忄栗忄栗危惧，盖汤之家法也。简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矫诬之甚乎？毛氏传曰：“玄鸟，鸟鸟也。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戌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可以破史迁之谬矣。
○敷奏其勇“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难不竦。”苟非大受之人，骤而当天下之重任，鲜不恐惧而失其守者，此公孙丑所以有动心之问也。升而伐夏，创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谓天锡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之谓乎？汤武身之也，学汤之勇者宜何如？”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近之矣。
○鲁颂商颂《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世人读书如王介甫，才入贡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此最学者之大病也。
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大师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此如鲁史之书“公”也，然《泮水》之文则固曰“鲁侯”也。商何以在鲁之后？曰草庐吴氏尝言之矣：“大师所职者，当代之诗也。商则先代之诗，故次之周、鲁之后。”
○诗序《诗》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诗》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灭之，幽王之诗也，而次于前；召伯营之，宣王之诗也，而次于后。序者不得其说，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华》、《桑扈》、《鸳鸯》、《鱼藻》、《采菽》十诗，皆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硕人》，庄姜初归事也，而次于后；《绿衣》、《日月》、《终风》，庄姜失位而作，《燕燕》，送归妾作，《击鼓》，国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阳》，秦康公为太子时作也，而闪于后；《黄鸟》，穆公薨后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经有明文可据，故郑氏谓《十月之交》、《雨无正》、《小》、《小宛》，皆刺厉王之诗。汉兴之初，师移其第耳。而《左氏传》楚庄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今诗但以“耆定尔功”一章为《武》，而其三为《赉》，其六为《桓》，章次复相隔越。《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苹》，正义以为《采苹》旧在《草虫》之前。知今日之诗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矣。
●卷四○鲁之春秋《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
○春秋阙疑之书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鲁国之史也，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旧史之所无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之不名者，阙也。郑伯髡顽、楚子麋、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从旧史之文也。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网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此。《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明矣。其谓仲子为子氏，未薨；平王崩，为赴以庚戌；陈侯鲍卒，为再赴：似皆揣摩而为之说。
○三正三正之名，见于《甘誓》。苏氏以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为正者，其来尚矣。《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觐会同则用周之正朔，其于本国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独是晋为姬姓之国，而用夏正则不可解。
杜预《春秋》后序曰：“晋太康中，汲县人发其界内旧冢，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晋杀其大夫ぶ郑父，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有一月壬戌”，而传则为九月壬戌。经传之文或从夏正，或从周正，所以错互如此。与《史记》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东井，乃秋七月之误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丑奔京师，而卜偃对献公，以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言：“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以《长历》推之，为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晋人用夏正之见于传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晋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