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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章伯钧与邓演达第一次在德国见面时，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悲剧似乎就已经决定了。邓演达的思想，以及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观点，全部为章伯钧所接受，他们之间的私交亦十分密切。邓演达善于作鼓动性的演说，讲话时态度谦和，手势生动，浑厚的声音非常富于吸引力。他从德国一返国，便与章伯钧一起在上海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当时被称为继国民党、******之后的“第三党”，其主要骨干力量一部分是国民党左派如邓演达、黄琪翔，另一部分是从******中分离出来的知识分子如章伯钧、张申府等。第三党从建立那天起，就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视为讨厌的“第三者”。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被捕，戴季陶向蒋介石进言：“中国当今政坛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日，而是邓演达这个人。”加之邓演达在黄埔系将领中颇有威望，蒋介石也很忌恨，遂于同年11月29日下令将邓杀害于南京。
章伯钧、李健生夫妇得知邓演达被杀害的消息后，十分悲痛。章伯钧将邓演达生前常戴的一只金表作为婚后最珍贵的礼物，赠给了自己的妻子李健生女士，他发誓说：“要像寡妇守节那样，守住邓先生的精神。”
邓演达认为当时的中国是从东方式的封建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转变阶段，即“前资本主义”。这种社会规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带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农工为重点的平民政权，实现节制资本（国家资本主义）和耕者有其田，以准备向更高的社会阶段过渡。
邓演达的这一思想，不仅深深地影响了章伯钧，而且成为章伯钧毕生实践的思想出发点，也是他们共同创建第三党的思想基础。邓的思想甚至影响到章伯钧被划“右派”的政治主张。邓演达被杀害后，章伯钧一直继承着邓演达的这面旗帜。
1935年，章伯钧在香港时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建为农工民主党，同年，****中央发表有名的“八一宣言”，章伯钧的抗战热情被鼓动起来，他再次回到内地投身抗日，曾奔走于重庆、武汉及广东等地。1939年起，他开始筹建民盟。1941年，正当抗日战争的重要关头，第三种势力也获得很大发展，它在当时处于国共两党之间，能够起到一些调停的作用，为此，当时的“三党三派”即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起来，于3月29日秘密组成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他们的宗旨是：“一则团结各党各派，抗拒蒋介石的打击；一则同******合作。”章伯钧是五人常务委员会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
抗战胜利后，民盟为促成国共谈判、筹建政协奔走，章伯钧是积极的。1948年9月12日，章伯钧作为知名民主人士应****邀请赴东北，并于1949年2月25日抵达北京，参加人民政协的筹组工作。6月15日到19日，新政协举行筹委会，章伯钧是21名常委之一。从此，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作为民主党派，都成为中国******领导的人民政协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春风得意”到反右大风暴中的风云人物
章伯钧参加人民政协以后，立即被中国******委以重任，在筹组阶段，他负责参加起草著名《共同纲领》，这实际上是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章伯钧先后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组织部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这时候的章伯钧，真是春风得意，他每年都要赴各地视察、出国，还出席世界和平代表大会。
可是，在1957年夏季反右斗争风暴中，章伯钧却成为第一号右派分子。章诒和女士坦率地客观地叙述了这个过程：“开始，我的父亲对1957年******主席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是非常兴奋的，他认为这个思想的提出，是******对自身理论的突破，他曾对人说：‘第一代领袖是决心要把国家前途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领袖，第二代领袖是要能满足人民生活渴望的领袖，而生活又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途径，他很可能要去完成两代领袖的任务。’”
“父亲当时对即将来临的大风暴似乎并无预感，当中国******提出以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时，父亲是真诚地相信******的。”
不久，中央统战部召开整风座谈会，要民主党派负责人给******提批评意见。****中央统战部一位领导还亲自打电话给他，希望他在会上一定要讲讲。1957年5月21日下午，正患腹泻的章伯钧乘坐吉姆轿车前去参加会议，在车子里还在思考给******提什么意见，想着想着，想出了一个“政治设计院”的方案，据1957年有关报载，其内容大致为：
——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
——鸣放，并不影响******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的威信。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等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的知识分子，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的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分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
——国务院开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的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作。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问题，多听听多方面的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有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的这一篇发言，终于成为他划为右派分子的重要定性材料。很快，上面对他从政治上进行了处理，他所担任的职务一个个被撤销，保留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头衔。不过在生活上，他受到了宽容的对待，国家分给他的三套三进三间住房未动，工资虽然从三级降到七级，但还被允许保留了警卫员、秘书、司机、厨师、勤杂工、保姆……
章伯钧在政治上则从此丧失了许多权利。他再也无权在会议上发表正式演讲，无权著书立说，无权看高级干部阅读范围的文件，无权参加游行、集会等群众性欢庆活动。他的政治地位从原先的高峰一下跌入了深谷，并多次检查、接受批判。他在全国人民中的形象，就如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那篇著名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所描绘的那样。只是因为他过去有名望，又系知识分子，因此 ，他才被冠以“右派”而没有被定为“******”——而实际上，“右派”就是******。
寂寞而悲惨的归宿
划右以后的章伯钧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人们只在需要反面教员时才提到他，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整天看到的是头顶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昔日许多朋友不敢再登门了，一些过去非常亲密的人，这时见了他形同陌路，对他不理不睬；敢登门的也就是那几个右派“同类”，如罗隆基、龙云、黄绍竑、陈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