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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用着,我再想办法弄一只嘛!”
“不行!你不能没有它!”
“拿着!”沈泽民把表硬塞到徐海东手里,说:“这表还有个故事呢?1920年瞿秋白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乘中东铁路火车到了莫斯科。当时苏联十月革命刚刚成功,经济十分困难,苏维埃政权号召捐钱捐物,瞿秋白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金壳怀表献出来了。苏维埃政权办事人,为表达对这位中国同志的友情,回赠了他一块钢壳怀表。从此,这块怀表,一直陪伴着瞿秋白同志。1930年9月,我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瞿秋白便把这块表送给了我……”
两个男子汉,两名共产党员、互用充满热泪的眼睛注视着对方,许久、许久……
沈泽民第二天便向省委委员们宣布:“我不死,就不准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在向中央汇报时,他还谈到徐海东说,“肃反中毛泽东同被杀掉真是奇迹,刀子离他脑袋只有半寸远了。”
徐海东却在另一个场合半开玩笑地对朋友说:“杀了我,谁去打仗呢?”
卧担架游峻岭 败敌葛滕山
由于“清乡”、“清剿”均未得逞,蒋介石遂于1933年5月初任命刘镇华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准备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攻。6月5日,刘镇华设总司令部于河南潢川县城,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潢(川)麻(城)公路为界线,划分为东西两区,开始调整部署,增筑碉堡,运筹粮弹,编练民团,加紧围攻准备。
这次围攻,敌人调集了十四个师又四个独立旅,计八十二个团兵力,以其中五十三个团的兵力,在反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攻西区,即鄂东北地区,企图首先消灭红二十五军主力,摧毁鄂东北根据地。而后,转移兵力围攻东区,即皖西北革命根据地。
7月的武汉是个火炉,但蒋介石被一次次围攻失败搞得更火,大骂:“娘稀匹!我就不信剿不灭区匪!”
蒋介石一次次更换指挥官,一次次失败,这次他相信了刘镇华。刘镇华曾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说:“若让我指挥对豫鄂皖共匪苏区的围攻,我保证,不出三个月把他们彻底清除。”这是一个月前的话。
今天,蒋介石记忆犹新,他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围攻豫鄂皖军事会议上,一开始就说:
“刘镇华在一个月前就向我拍胸脯说,保证三个月内彻底消灭‘共匪’,我相信他!你们总司令部报告的分区围攻的计划,先主后次的步骤,步步为营的方针,这都很对!我希望在剩下的两个月内,各师通力合作,让豫鄂皖共匪死无葬身之地!”
会场出现了整齐、清脆而有节律的鼓掌声。
刘镇华站起身,走到军用地图前,宣布了第五次围攻的具体部署:
“梁冠英的第三十二师由光山陡山河向南;刘茂恩的第六十四师以及我第六十五师由新集向南,齐头并进;彭振山的第三十师由麻城谢店向北;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由骑龙寺、福因河一线向西;以郭家河、檀树岗一带为主要目标,实行分进合击,尾追、清剿、堵截相结合,一举消灭红二十五军,彻底摧毁光山、黄安边界的匪区中心区域。同时,宋天才的七十五师在潢(川)麻(城)公路骑龙寺以南、以北沿线封锁公路,加紧防堵;万耀煌第十三师在七里坪、华家河、黄安地区防堵共菲杀回马枪;李敬明第三十一师在黄土岗、麻城、中馆驿、宋埠地区加紧“清剿”和防堵。总司令部暂移新集。只要我们精诚团结,同仇敌忾,定能在两个月内完成围攻任务,不辜负委座对我们的期望!”
“是!”参加会议的各师、旅长同声回答说。
7月1日。新集以南太平寨。
太平寨地处深山中的盆地,与外面大镇距离远,接触少,是革命老区,群山环绕,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中共鄂豫皖省委就设在这里。
“我们今天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具有特殊意义。”省委书记沈泽民高声说,“六年前的今天,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领导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暴发的日子,从此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我们要以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新的围攻,早日实现夺取中心城镇的大反攻。下边由邵达夫同志传达中央指示。”
邵达夫由中共鄂豫皖省委派往上海中央局请示工作刚回来。他口头传达了中共中央于1933年3月15日《给鄂豫皖苏区党委的信》(文件迟至8月2日收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认为:
目前最大的危险——绝不限于鄂豫皖苏区的党,是固执于保守的游击战与正式战的方法,用我们集中的力量来和敌人作战。……根据目前全国的形势及鄂豫皖的具体条件,中央认为摆在鄂豫皖苏区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抓住目前的顺利环境,集中我们的军事的及一切党的群众的力量来首先恢复和巩固以黄麻为中心的鄂东北苏区,彻底消灭这一苏区内部敌人,将这苏区完全找成一片,夺取与巩固过去失去的主要阵地,恢复与开展这一苏区的苏维埃以及党与群众的工作,以便进而恢复和联结豫(东)南、皖西产的整个苏区。……省委应立刻定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作战计划……应当用一落千丈切力量夺回原有的阵地……为防御苏区,必须尽其最大的最好的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中共鄂豫皖省委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七里坪战役失败的教训和严惩后果,在听了邵达夫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后,省委更加坚持原来对形势所持的错误看法。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会议通过了《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和《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省委认为:
现在由于大举反攻胜利的结果,中心苏区已有相当的巩固”,(1933年7月5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鄂豫皖苏区所处的是非常顺利的客观形势。”(1933年7月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保障秋收是鄂豫皖党和苏维埃与红军唯一的任务,忽视了这个任务就是等于放弃了巩固中心苏区与整个恢复鄂豫皖苏区全部的任务”。(1933年7月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我们要为解决苏区的粮食困难和完全保障秋收,要执行全体群众的武装动员,在红二十五军全力领导之下,大举向敌人反攻,来争取新的胜利”;(1933年7月5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决定要在苏区内大大建筑工事,动员群众武装来把守,抵抗敌人的一切进攻,还要大大动员使用刀矛原始武器对外。(1933年7月5日《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八号》。)
这次会议关于对全体群众的武装动员,解决粮食困难,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的决定和措施,对第五次反围攻斗争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会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采取了内线单纯防御的错误作战方针,因而导致了第五次反围攻初期斗争——中心区域保卫战的接连失败。
从7月17日鄂东北中心区域保卫战开始以后,省委错误地提出“与土地共存亡”的口号,红二十五军时而在白区筹粮,时而在内线作战,筹粮不济、作战失利。结果,不但中心区没有守住,而且部队减员达一千五百余人。这就迫使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暂时到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休整。
皖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游击司令吴保才和红八十二师师程启波等领导下,广大党政军民,执行正确的方针,使皖西北苏区得以保存。当时,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仍有汤家汇、南溪、双河山等重要集镇,方圆百余里,地方党政组织比较健全,部队武器弹药、粮秣、服装比较充足,群众情绪稳定。9月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皖西北南溪,和红八十二师会合后,部队进行了短暂休整。
在省委“与土地共存亡”的号召下,继续采取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作正面抵抗,虽然艰苦奋战,给敌人以杀伤,但未能制止敌人的攻势,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应付的不利境地。9月23日,红军主力被迫南撤,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也遭受失败,红二十五军减员至三千余人。省委决定留红八十二师在皖西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