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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座破庙里，起义军总指挥部内，人来人往，紧张忙碌，但井然有序。
正堂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正在忙着，另一个身挎短枪，头戴礼帽，军人气度胜过别人，仔细一看，在庆祝大会上，是九个政府委员之一，但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又不便直问。
徐海东只好主动上前自我通报说：“我叫徐海东，黄陂县河口区的自卫队队长。县委派我率领自卫队前来增援，由于信在路上耽搁，到黄安时，起义已胜利结束。我们编人哪一路？”
“黄陂的同志来了，欢迎！欢迎！你们来了多少人？”那个人打量徐海东一番，欣喜地说。
“我们原来有三百多人，这次只带了二十七人，七条枪。”徐海东说着，又把他们自卫军的情况大致介绍一下。
“你应该尽快转回去，把失散的人集结起来。”
“我今夜就走，那七支枪就先带走啦！”
“带不带枪没关系的。只要有人，就会有枪。”
“不！”徐海东争辩说，“有枪才能有人。”
“你仔细想想吧，”那人笑了笑，说，“有人才有枪！”
徐海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申辩说：“农民看见有枪，一下子就扩大到三百多人了。”
那人像是急性子人，手一摆说：“老实告诉你，现在这里成立鄂东军，最需要的也是枪，要用它来保卫新政权呀，你要是不放心，就先把枪带走，要是放心，就把它留下。”
徐海东也有点不耐烦，问：“你是谁？”
“吴光浩。”那人微微一笑，答道。
吴光浩，啊？！这不是革命军副总指挥吧！宽印堂、高鼻梁、大眼睛，一派英雄气概。徐海东早就听说吴光浩足智多谋，勇敢顽强，今天一见，果不虚传。徐海东不再多说了，朝吴光浩点了点头，便赶忙找他的伙伴商量去了。
有的说把枪留下，有的说先把枪带走。有个党员说：“照我看，人是党的人，枪是党的枪。眼下是要保卫新政权，我们人也不能走、枪也不能走。”徐海东说，“这话说得在理。”最后商定：由徐海东一人带支短枪回去召集人，其他的人和枪全部留下。
徐海东马不停蹄，连夜赶回黄陂，向县委汇了报情况。县委立即派人和徐海东一起回到河口区去组织自卫军。
12月6日上午。黄陂县城一个偏僻客栈。
火红的太阳，刚一露头，就被乌云挡住了当芒。
黄陂县委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县委代理书记老王（陈书记重病不能参加）以沉痛的心情说道：“黄麻起义的胜利，震撼了武汉，南京。国民党反动派调遣其十二军的一个正规师，于昨天晚上向黄安城发起攻击。鄂东军在中内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总指挥潘忠汝指挥下，奋勇应战，但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在浴血奋战中，这两位人民的英雄不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刚刚解放二十一天的黄安城又陷入敌手。”
王书记用手帕拭拭泪，说：“现在敌人正在黄安、麻城的四周‘追剿’，朝着黄陂县扑过来。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县委决定：共产党员迅速转移，自卫军立即解散，各自回家隐蔽。”
徐海东听到黄安失陷的消息惊呆了。失败，是出乎他意料的。痛苦之余，他想起那七条枪，二十七个人。现在情况如何？若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向他们的亲人交待呢？早知如此，我真不该回来，要是和他们在一起就好了……
“革命真难啊！”徐海东又一次发出了叹息。
民团以及地主操纵的红枪会四处抓人。徐海东在窑场也不能安身，只好到外地，东躲西藏，过了几个月的游僧生活。即使这样，他也没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到一处，做一处的工作。后来他开玩笑说：“那时，我是夜猫子，白天睡觉，夜间广收僧徒。”
一个共产党员，总不能像个逃犯似的，见不得人，相反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开创新局面而斗争。这是徐海东总结出来的原始想法。当然不如两年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共产党人应该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这一落千丈条思想路线精辟和深刻。徐海东在这一想法驱使下，光明正大地走进徐家老窑场，向窑工们公开宣布：
“大伙都是明白的，我是共产党员，你们当中哪能个害怕受牵连，那就离开这里。我有话在先，我是不走了！”
一位瘦骨嶙峋的窑工语重心长地说：“元清，你放心住下好喽，没有人卖你的！大家都知道，你既不贱，也不是窃，就是不满这个世道，跟上了共产党。”
“你住下吧！你也是为我们穷窑工翻身才到这步的！”一个远房哥哥说着，“一笔写不出两个‘徐’字！凭你那副手艺，还能当师傅呢！”
“对！”一个满脸泥巴的窑工说，“有饭一起吃，有难共同当！”
几个月的云游生活，徐海东多了几分人生体验。听了老家窑工的话，他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激动地说：“我一定好好干，不拖累大家。将来革命成功了，也一定有饭同吃，有福同享。”这种纯朴、高尚的无产者友谊，把徐海东和窑工们的心紧紧系在了一起。
第三天，有两个从河口区方向来打柴的农民，把柴放到离徐海东不远的地方，像是歇脚，眼睛却四处滴滴溜着，见无旁人，他们各自从柴捆里拿出一支长枪往徐海东跟前一递说：
“给！”
徐海东开始有点纳闷，仔细一打量，原来是他带去参加黄麻起义的两名队员。他有说不出的高兴，急忙问：“这枪，你们是怎么拖来的？”
那两个农民顿时眼泪汪汪。一个说：“我们在黄安被驱散之后，害出性命把它背回来的。”另一个补充说：“这几个月，转到这里，混到那里，心想只要不死，总会找到你……”说着，两个人都哭了。
黎海东说：“谢谢你们，你俩在这和我一起做窑工吧！等待时机，再闹革命？！”
“不。枪，交给你。从此我们洗手不干革命了，回家安分守已，种田度日子。”
徐海东一看他们主意已定，现在又不是时机，也就没再劝说。
“我这就剩两块光洋，给你们吧！好好种田，将来想干了，再来找我！”徐海东叮嘱说。
枪啊，枪，八支仅剩三支。这三支枪成了徐海东东山再起仅有的武器。
徐海东仍然是个“夜游人”。没几天，他就和陈定候、江竹青、张养民等几个一起闹革命的人联系上了。他们约定：不再藏头躲身，就在窑工和农民中开展工作。他们相信：只要能把周围的人都拢到革命一边，定能开拓出一条生路来。
三十七年后，徐海东回忆说：
那时我虽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没有动摇。仗着自己懂一些军事，胆子又大，百事不怕。从实际斗争中我体会到没有枪杆子就不能生存，四处活动搞队伍。在敌人“清剿”过去后，奔跑着找过去的农民自卫军队员，秘密地组织武装，活动方式，采取夜间集结，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长矛。那时自己还不懂得要建设一支什么队伍，革命处于低潮，队伍总是拉不起来。自己就在这种苦闷中，度过了半年。有时苦烦了，就吃上几杯酒，想再轰轰烈烈搞起来，苦于没有办法。（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8页。）
暴年关打游击 人赞徐老虎
1928年腊月初的一个深夜。黄陂县城三十里外的一座破祠堂。
破祠堂坐落在山坡上。前两排房子破旧颓败，杂草丛生。最里一排房子，是个大厅。大厅屋顶上坐着两个人，在夜色里成了屋脊上翅起的“兽头”。大厅旁的小耳房里，窗户被蒙着，油灯下，黄陂县委正在研究重大行动方案。
寒风凛冽，夜霜沉落。耳房里四个人的心情激动万分。县委代理书记老王，脸白白的，留有分头，一绺头发耷拉下来，他用手朝上捋了捋，坚定地说：“现在全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根据省委的指示，我们要去各地举行暴动，迎接这个高潮的到来。革命么，就是暴动，就是不失时机，发动群众，点起火把，冲进地主的庄园，打土豪、分田地、分财产、分粮食，消灭敌人。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暴动。就是暴动精神，这是不能怀疑的。”
“可是，暴动，现在条件成熟没有？我们现在的力量够不够？黄麻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