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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冬，敌人又增加了兵力，向皖西北苏区进攻。由于敌人反复“围剿”，实行“三光”政策，苏区的粮食被抢走了，房屋烧光了，大批革命群众遭到屠杀。但是，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宁死不屈，坚持斗争，尽全力支援红军。在根据地日益缩小，人民群众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红军的供应，只有向敌占区发展，在打击敌人的过程中解决。我和海东同志都认为：人吃饱了才能打仗。要坚持下去，就得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保证战士、干部的健康，还要接济根据地的群众。于是，海东同志带上部队，到六安、霍邱一带打游击，打了很多胜仗，俘虏了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夺取武器，装备了自己，同时，打了那一带的豪绅地主，把得到的粮食、布匹背回苏区。群众生活得到救济，部队的给养得到补充，这样就保证了红二十八军旺盛的战斗力。
当时，我病得很厉害，海东同志怕把我留在地方上养病出危险，就选身强力壮的同志组成担架队抬着我行军。敌人天天“扫荡”，部队作战频繁，担架队的同志甚至在风雨交加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爬山越岭抬着我跟着部队行动。苏区被敌人烧得没有一爿完整的房屋。宿营时，把我的担架靠在尚未倒塌的墙壁旁边，还要搭个席棚子挡风。我怕影响部队的行动，几次要求把我留下来，海东同志坚决不肯。我病得那样重，又是在那样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如果没有象海东同志这样的战友，这样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会遇到不可想象的遭遇。海东同志不仅对我是这样，他对干部对战士也都很关心爱护。因此，环境再艰苦，再困难，干部和战士始终保持着团结友爱的精神和饱满的战斗情绪，这是和海东同志优良作风的影响分不开的。
四
一九三四年初夏，红二十五军从鄂东北来到皖西北，在商城县豹子岩，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担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海东和焕先同志指挥红二十五军转战鄂豫皖苏区，在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的支援配合下，抗击敌人十四个师四个独立旅共八十余个团的兵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各地红军的行动，红二十五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了很多出色的胜仗。两军合编以后就远程奔袭敌五十四师后方罗田县城，奇袭安徽重镇太湖县城，缴获大批银元、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在灵隐寨激战两昼夜，挫败了敌追击的三个师；在长岭岗全歼敌一一五师；在大柳树战斗中歼敌一○七师两个团和驻汤池的工兵营；在光山县斛山寨地区，打破敌人十个团的围击，歼敌四千余人。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等同志对于我们党坚持鄂豫皖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对于巩固和壮大红军都是有很大功绩的。
在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皖西北的时候，省委的代表到皖西北道委巡视工作，他指责我“肃反不坚决”。他仅仅根据一个副营长被逼出的口供，就认定皖西北道区指挥部司令员吴宝才同志和道区政治部主任兼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同志是“反革命”。我和海东同志坚决反对。我和省委代表发生激烈争论。我说：吴宝才和江求顺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好同志，怎么能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定他俩是反革命呢？他说：你肃反不坚决，严重右倾。省委听信他的片面反映，撤销了我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的职务。最后，吴宝才和江求顺同志还是含冤被杀害了。
我被撤职后，在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了一段时间的宣传科长。陶家河战斗以后，程子华同志带来了党中央的信，指示红二十五军向豫陕边界伏牛山脉方向转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当时，军长是程子华同志，政委是吴焕先同志，徐海东同志改任副军长。在长征过程中，他同焕先、子华同志领导部队指挥作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独树镇战斗时，我刚刚调到二二四团当政治处主任。团长张绍东临阵怯战，带着部队往后退。吴焕先同志发现以后，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带着部队冲了上去，顶住了敌人。后来我才知道，就在这次战斗以后，部队在独树镇附近宿营时，省委的一个同志对徐海东等同志说：郭述申是反革命，他要对独树镇战斗时部队后退负责，应该干掉他。徐海东同志一听就火了，拍着桌子同他争辩说：“郭述申要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那就散伙吧！”由于海东同志的坚决反对，我的生命才得以保全。可是当天晚上，还是把原红二十七军七十九师政治委员王建南同志和原少共皖西北道区委员会书记雷金相同志杀害了。
海东同志在围攻七里坪问题的原则争论上和在反对诬陷我的问题上，都表现了他与错误的东西作斗争时，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海东同志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很突出的，尤其在当时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残酷斗争、动辄杀人的情况下，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五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鄂豫陕省委在陕西省雒南县庾家河战斗以后，召开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部队转战于雒南、雒西、卢氏、兰田之间，在华阳镇地区，伏击敌警二旅。歼灭这个旅大部，击伤敌旅长张飞生；葛牌镇战斗全歼敌警三旅。以后又采取外线作战，奇袭荆紫关，打乱了敌人“围剿的”全盘部署，创造战机，在袁家沟口战斗中全歼敌警备一旅，生俘旅长唐嗣桐。为建立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出终南山，前锋抵达西安以南二十余里的韦曲、引架回、杜曲和子午镇，震动了西安敌巢。军部从党的交通员石健民同志送来的情报和缴获的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后，已经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并有准备北上之势。这一喜讯，鼓舞了全军指战员。鄂豫陕省委在西安西南的袁家庄（佛坪）开会，正式决定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针是积极配合主力红军，绕到胡宗南后方作战，牵制敌人，按照酝酿成熟的意见，伺机北上，同陕北红军会合。同时，会议还决定留郑位三、陈先瑞同志在陕南，将各路游击师、游击大队和红二十五军伤病员合编为七十四师，陈先瑞同志任师长，郑位三同志任特委书记兼师政治委员，在特委领导下，继续坚持豫陕地区的斗争。
会后，红二十五军向西运动，一直打到天水附近，截断了西安到兰州的公路。在泾川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消灭国民党马开基一个团。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指挥部队英勇作战，不幸光荣牺牲。全军上下，极为沉痛，决心继承焕先同志遗志，继续奋斗。
红二十五军深入敌人后方的这一战略行动，调动敌军分兵同我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以后，红二十五军挥师北进，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在延川县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西北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会合后，陕甘省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组成后，立即南下，投入战斗。在延川以南的劳山地区，歼敌一一○师大部，击毙敌师长何立中；乘胜攻克榆林桥，全歼守敌一○七师一个加强团。这次战斗胜利后，得到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消息，全军振奋。不久，毛主席来到十五军团司令部驻地甘泉县道佐铺亲切地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同志。我当时也在场。海东、子华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三次反“围剿”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合编为十五军团的情况。毛主席说：你们在陕北的作战方针、计划和部署都是对的。毛主席还问及十五军团下一步怎样打法。海东同志说：十五军团准备南下作战。毛主席同意了军团的作战部署。
在欢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庆祝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的大会上，毛主席讲了话。他深刻地总结了红军长征的伟大意义，他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