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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期望着能工作。身体略好些，每天能起床三四个小时，在别人搀扶下能走出卧室了。他就主动承担了中央军委委托他主持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工作。他身编写战史的执笔人一再嘱咐：
写历史，要写党、写毛泽东思想，写人民群众，不要把我个人写成英雄。没有党，我仍旧会是个穷窑工！（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73页。）
他的头脑，简真是一台电子计算机，多年的重病，丝毫没有损伤它的敏捷和记忆，令人惊叹！三十多年前的大小战斗经过，敌人兵力部署、部队番号、指挥官的姓名、外号、习惯，都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我军的作战经过、行军路线，爬过的山头，驻过的村庄，以及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在他的口中都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由别人执笔，他口授，先后写出〈保卫红色土地〉、〈会师陕北〉、〈奠基礼〉等革命回忆录；又凭他细心的回忆，绘制出十多幅战例地图。这些，都为现在研究历史、研究红二十五军战史提供了宝贵的原始材料，徐海东做出了超负荷的贡献。许多老战友对他惊人的记忆力，钦佩不已，纷纷称他为“活资料”、“活地图”，有的称他为“天才的记忆”。他自己却幽默地说：“不是我记忆好！而是那些事和人太动人了，我想忘都忘不了！”
1960年春。广州疗养院。
北京的树枝刚刚有点绿意，广州已进入枝繁叶茂、百花盛开的仲春了。
在广州疗养院的一间套房里，暂时养病于此的徐海东正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的董必武亲切交谈。
“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呀！”徐海东和董老寒暄几句后，谈上了国际国内形势，“中国人就是有骨气，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被威胁摧垮！”
“是呀！苏想致我们于死地，我们就迎着困难上，争取比有他们的帮助时搞得还好！”董必武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会员，曾在武汉首创“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创建人之一，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博古通今，知识渊博。现处在中国政坛最高领导层，为中国加速实现“共产主义”而不知疲倦地到处奔忙。谈起国内外形势，他说：“我们要有自己的钢铁厂、汽车厂、远洋轮船制造厂，我们还要有自己的导弹和卫星……”
交谈了一阵，董老要走时，高兴地握着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我很钦佩你。你病了二十多年，没有落后于形势，这是不容易的。有的同志养病一、二年，思想就跟不上了！”
徐海东摇摇头，笑着说：“我还得向董老学习，请董老多多指教呀！”
在病中，徐海东生怕自己落后太远，只要身体能支持，就学习，就尽可能争取参加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只要有可能，他就坐着手推车参观一些地方，看看工农业生产，主动和工农群众接触交谈。他听到、看到生产上的好形势，就舒畅、高兴。碰到相反的情况，他就睡不好觉，吃不下饭。
1959年庐山会议（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彭德怀旨在纠“左”的万言书，被批为右倾。随后，全国掀起反击右倾的政治运动。）后，徐海东对党的一些决策，难以理解。他感到，越是担心自己落后，好像时代的列车越是跑得更快，总也跟不上似的；越是害怕犯“右”的错误，思想上却越来越“左”不起来。“老病号”和许多老朋友一样，意识到有一种潜在的危险。
1966年5月23日晚。徐海东寝室。
儿女们坐在徐海东床边，说起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大字报，还给他读了一些传单。其中有一张油印传单写的是林彪如何“一贯紧跟，一贯高举”，还说“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
“放屁！”徐海东突然火了，手拍床边，气呼呼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份嘛！红军时期，我两次带领队伍到过林家大湾。他家十几台织布机，是我们分给穷人的。他家怎么是贫农，哪一家贫农，有那么多织布机，还有那样多的瓦房！”
徐海东突然联想到，儿子给他读过的中央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些文件，觉得林彪最近言行反常。他不顾此时又加重的病情，叫儿子把文件全部拿过来，亲自一字一句的仔细读两遍。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心潮随着中国社会主义这条航船起伏。
由批判〈海瑞罢官〉而点燃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之火，通过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由意识形态领域扩大到全国各条战线。瞬间，这场红色浩劫将要席卷具有五千年文化的神州大地。
犹如一股暗火，虽然它已经炽热地燃烧了，但当它还没有把整个大厦化为一团火海的时候，总不是会被一般的人所注意。
然而，经受过无数次激战和政治风波的共和国大将，却超人地嗅到了火药味。是秉笔直抒、进谏中央？还是安心养病、天塌不管？中央委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共和国大将赤胆忠诚；“徐老虎”的刚直坦率；……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一贯作风驱动着他绝不能袖手旁观。
夜间2时。徐海东的寝室仍然灯火通明。
“文伯！文伯！”徐海东呼喊着已经熟睡的儿子徐文伯。
徐文伯为了便于照顾久病的父亲，就睡在隔壁。他应声而到。
“取过纸、笔。我要给毛主席写信”徐海东吩咐道。儿子一切准备就绪后，提笔待写，徐海东深吸了一口氧气，口授道：
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标准。
……
趁毛主席、刘主席和中央各位领导健在的情况下，把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
……
毛主席亲自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因为把党的传统、作风交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
……（见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83页。）
徐海东望着天花板，思路清晰，观点明确，他不时的被迫吸口氧气，语言不能连贯，然而，字字斩钉截铁，句句直言不讳。
一封代表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信，飞向了中南海。
“文化大革命”这场在神州大地上突然刮起的一股飓风，横扫中华人民工和国的所有城市和乡村，就连长年卧床不起的“老病号”徐海东也未能幸免。
“修正主义分子”、“野心不死”、“想当国防部长”、“要守总参党委的权”、“‘二月兵变’的幕后支持者”、“想要毛主席交权”、“对林副统帅不忠”……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一封封逼供信，一顶顶“反革命”大帽子，压得只靠氧气罐维持生命的徐海东喘不过气来。徐海东陷入了空前的苦闷之中。
凛冽的寒风，使徐海东卧室四壁挂满了白霜。周东屏从邻居借来的小火炉里，含硫量很高的劣质煤，散发着微弱的热量。
周东屏和儿子，既是炊事员，又是看护员。徐海东呼吸艰难，嘴唇、手指甲变成紫色，生命垂危！他抓住周东屏的手，喃喃地说：“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个战俘都不如了！”
“我得想办法去找总理！”周东屏难过地说。
“不要去找总理，他忙啊！他也难啊！”徐海东说，“我相信毛主席、党中央，这场大运动很快就会结束的。我们再挺一挺，度过这最难的日子，一切都会好起来！”
周东屏望着奄奄一息的丈夫，曾经叱咤风云的红军高级将领，革命胜利，却遭到这样的下场，她心里翻江倒海，泪如泉涌。她不甘心就这样让丈夫不明不白地离开人世。她背着丈夫，让大儿子徐文伯想方设法找到徐海东的老战友王震，看看有没有办法。
1936年10月，徐海东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十五军团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徐海东首先迎接到的是红二方面军王震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两位虎将虽不曾相识，但互相久闻其名。他们一见如故，热烈地拥抱，互致问候，无所不谈。由于性格相近，出身相同，对革命前途观点一致，对张国焘同声谴责……真是相见恨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