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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笑的是当时有两位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广州传播革命，北京的黄凌霜很快将人地两疏的俄国人引荐给无政府主义者。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总共九个人，除了两位俄国人外，七个中国人清一色是无政府主义者。不久，俄国人在广州还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并在经费上接济他们。陈独秀来了后，情况马上就变了过来。他先找俄国人说明了真相，又傲气十足地把这些年轻人找来教训了一顿，说：
“你们必须放弃原来的观点，我才会同意你们加入共产党。”
他那种目空一切的霸气还真的震住了这帮人，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就和俄国人分道扬镳 于是他们又和封建顽固派联手攻击陈独秀野心专横，造了许多谣言，阴谋掀起“驱陈”运动。一时闹得广州乌烟瘴气，以致陈炯明在一次宴会上一本正经地问陈独秀：
“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 ”
陈独秀也只好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的儿子还有资格这样做，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六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来到上海。这位荷兰人刚到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又派遣尼科尔斯基来接替维金斯基工作。他们来上海之前都先在北京拜访了李大钊，希望能在中国尽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李大钊完全同意这一建议，因他正和马叙伦等人率领“北京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天天在总统府门口请愿，便派邓中夏陪同前来上海。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下，当时上海发起组负责人李达就发信给陈独秀和各地党小组，通知各派代表二人来上海参加“一大”，决定正式在七月建党。
当时上海方面在去信前曾派包惠僧去广州，要陈独秀回沪主持党的工作。陈独秀接信后表示不能回沪，因为他还兼着大学预科校长职务，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校舍呢。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所以他指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代表广东去出席会议。
到了七月中旬，北京的李大钊也来不了 持续三个多月的索薪运动终于和政府对抗起来。6月3日这天，北京国立八校校长及全体教职员和冒雨赶来的千余名学生齐集新华门请愿。北京政府不但拒而不见，还指使军警用枪柄刺刀大打出手。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被打得不能行动，北大教授马叙伦和沈士远浑身血痕，头破额裂，惨不忍睹。李大钊也被军警击倒在地，不省人事。昏迷醒来后，他不顾头部刺伤流血，仍面对凶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议演说。李大钊不能脑袋包着纱布前来开会，接到通知后，就派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小组去了上海。
湖南的毛泽东自去年夏天在上海拜访陈独秀后，在长沙很快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不愧是位领袖人物，除了利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注意了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团员，并一直和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保持信件联系，加深了留法学生对陈独秀和上海建党的了解。他当时和杨开慧已经结婚，心情特别好。接到开会通知后，便和不久前刚被湖南教育厅开除的何叔衡悄然赴沪。事后和他同在第一师范附小任教的谢觉哉回忆说，那是一个夜晚，黑云蔽天好像要下雨一样、忽闻他俩要动身去上海，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他去参加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各路代表终于悄悄地聚集在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七月的上海格外闷热，毛泽东总是摇着扇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那神情显得有些高傲和矜持。一些代表从窗前走过和他打招呼，他也注意不到。有人问李达：
“哎！这毛泽东可是个书呆子，会不会有神经病？”
李达正和张国焘谈天，不悦地说：“你才有神经病，他是位爱独立思考的人嘛。”
张国焘这几天非常活跃，到处找人摆谱，谈自己在‘五四”期间的英勇事迹。他暗自庆幸李大钊书生意气，幸亏没来，自己才有了一个单独表演的机会。他早已萌发了跻身中央领导层的欲望，所以一有机会总要贬低他的竞争对手。他不屑地说：
“毛泽东在北大只是个工友，不过个性很强。一次被新潮社的学生领袖奚落后，曾发誓永远不改湖南话。”
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见陈独秀、李大钊不来，也很有意见。马林这天晚上约尼科尔斯基去霞飞路喝闷酒，说。
“两位党的创始人居然没有一点领袖意识；他们或许把这么重要的会议也当成一次学术活动 我总觉得在中国建党条件不成熟？”
尼科尔斯基宽慰地说：“不过陈独秀事先为大会起草了一份不错的党章。看来对这个古老的国家，今后的一举一动全要靠我们直接操纵和指挥才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终于在7月23日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十三人，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达、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博。他们代表了当时全国的五十多名党员。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张博文女校的大菜台，各位代表席上放着几份油印的文件。马林即席讲话，代表共产国际表示祝贺。毛泽东和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接着，代表们又在望志路108号的厢房楼上继续开会。为了安全，大会的最后一天，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舫上进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确定了完全以俄国为榜样，以列宁的建党学说为指导思想的建党原则。并选举陈独秀任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负责工人运动的组织主任。并由他们三人组成中央局。一个新的政党终于诞生了，她明确地宣告，用西方工人阶级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自己的队伍，把人类解放的理想第一次写上了高悬着铁锤镰刀的旗帜，在东方古老的土地上，在专制主义和神秘主义交混而成的传统文化的丛林里，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之中，开始了伟大、艰难而曲折的进军历程。
会后马林又派包惠憎去广州，要陈独秀尽快回沪任总书记。陈独秀想想也有道理，就致函陈炯明，要求辞去教育委员长职务，没想到这位大军阀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陈独秀，说了一通今天下文人感动的话：“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为委员会扫除之。”
陈独秀辞职未成，只得借医治胃病请假离粤。没想到他抵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闹翻了脸。马林说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下制定。陈独秀瞪着牛眼反驳说，中国革命应符合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凭什么要按你们的指挥棒行动？就这样，谈了几次都谈不拢。一天，马林的翻译张太雷急了，在渔阳里跟陈独秀说：
“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呀。”
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怒斥道：“各国革命有各国的情况，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
说完他拿起皮包就要出门，张太雷忙笑嘻嘻地想挽留他。陈独秀瞪了他一眼，气愤地摔门而去。
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李达见他如此粗暴，不满地说：
“这家伙动不动拍桌子、砸茶碗，要是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再认错。”
不过陈独秀从这时起，就没有固定职业和经济收入 当时中央局规定，脱离生产的党员每月只能给30元或40元生活费，这当然不够他一家开销。他虽然不分白天黑夜地给党刊写文章，但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没有办法。他只能去找亚东图书馆，他们打算在明年出版他的《独秀文存》。每次他来时又从不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数，见他坐久了总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去吧？”他默默地点点头，收下一元或二元小钱。再坐一会儿，就走 当然这些钱都是要从他的版税里扣除的。
也许这就是中国最大的执政党，创建初期的一些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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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胡适先生已成了名流，一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