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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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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我下机后,只见金光闪耀,军乐齐鸣,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场面隆重肃穆,前所少见。我和趋至机前的陈主席及高级军政官员一一握手寒暄。检阅仪仗队后,陈说:”德公,可否先到机场休息室小憩?“
  我说:”不必了吧!“
  陈微笑说:”蒋先生在里面等你!“
  这倒使我受宠若惊。我二人走入休息室,蒋先生起立相迎,我们握手寒暄片刻。旋互相道别,蒋自回草山寓所,我则与陈诚同车驶入市区,学生与市民列队欢迎,极一时之盛。当晚宿于台北第一宾馆。默思本日的欢迎场面,必出于蒋先生的授意,以取悦于我,其实我志不在此繁缛的礼节。翌日下午我赴草山作礼貌上的拜访,蒋先生留我晚餐,并邀我下榻于草山第二宾馆。外界谣传我台湾之行是为与蒋先生开谈判而来的,第一要蒋先生在军政大权上放手,第二要利用台湾所存的金钞。其实这些全系无稽之谈。我们根本未涉及这些问题,因为我知道谈亦无益。我们只是约略分析一下中共今后的动向,又说了些无关宏旨的应酬话而已。
  在台时,我曾飞基隆视察海军基地,并曾茶会招待在台的立委、监委,报告军政设施。三十日遂原机返穗。
  八月二、三两日,中央非常委员会连续举行例会,通过阎锡山内阁所提如本章前述的关于政治、财政、军事三项议案。适此时吴铁城由蒋先生授意由行政院派往日本访问麦克阿瑟将军,这三条议案便由他过台向蒋请示时,呈蒋先生核阅,以便付诸施行。
  孰知不久蒋先生即拍来复电,对军事部署方面仍坚持重点作战的守势防御,主张集中兵力保卫广州等几个据点。事实上胡琏既一去不返,刘安琪兵团亦故意延宕不来,致使大庾等天险无兵可守,广东防御已门户洞开,静候中共深入了。
  至于财政方面,蒋当然更不愿放松丝毫。不肯以存台金钞作”银元券“的兑换准备金,只允每月自台湾库存支取一千二百万银元。以故政府每月仍有赤字两千三百万银元,须以不兑现的”银元券“来弥补。故自”银元券“于七月四日开始发行之后,中央银行每日仅开一小门,允许市民兑现。市民挤兑的百不得一,因此,”银元券“很快地变成”金圆券“第二,通货膨胀一泻千里。各地农民拒收”银元券“,各路大军军粮无法补充,后方人心惶惶。通货膨胀便做了共军南下的开路先锋。
  至于政治方面的情形尤其糟乱。广州市改为省辖市,尤使蒋先生气愤。因广州市市长欧阳驹为吴铁城的私人,一举一动完全听命于蒋;广州公安局长宣铁吾和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又系黄埔学生,一切皆由蒋直接控制。广州改为省辖市,对蒋说来,无异与虎谋皮。内政部部长李汉魂受薛岳的怂恿作此建议,尤成蒋的眼中钉。居正为此特地警告李汉魂说:”你如不赶快辞职,将来你生命都要发生危险。“
  蒋对地方政治的控制还不止此。八月中旬福建省省主席朱绍良突被蒋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职“。其事实经过尤为离奇滑稽。原来在我巡视台湾之后不久,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公。朱绍良即赴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已撤职,遗缺由汤接替。朱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促朱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省主席来。此事的发生,行政院与总统府毫无所知,真是荒唐绝顶。嗣后福建省政府有一职员离职来穗,阎锡山和我才知此事的始末。不久,蒋先生派一秘书来穗,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此一既成事实,任命汤恩伯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向我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我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先生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阎锡山苦笑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的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蒋经国在他的《负重致远》一书中曾提到十月二日汤恩伯有电报致蒋,抱怨我反对他任闽省主席,”词极愤懑“,蒋先生”甚表同情“云云。经国却未曾写出汤恩伯是怎样地当了闽省主席,而我又为何反对。因为他如果把事实说出了,蒋先生也就见不得人了。
  朱绍良原是蒋的心腹,此次何以受到如此难堪的处置呢?最大的可能便是朱在七月二十六日招待我太殷勤了。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雠了。
  蒋先生连续不断地自私违法而拖垮保卫西南及两粤局面的毒计,引起了志在保卫两粤反共到底的各界人士,尤其是粤籍将领的普遍愤懑。曾在何内阁末期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张发奎便是最激烈的一个。南京失守后我留住桂林期间,张发奎特到桂林敦劝,促我早日去穗主持大政,保卫两广。那时他便看出蒋先生绝难坐视两广单独成一局面,继续反共。因为两粤将领在四、七两军早期革命的传统上,对蒋都曾有过不满。如今蒋政权瓦解,两粤如在我领导之下,支撑下去,自非蒋所能容忍。张发奎有见于此,便主张保卫两粤,必先清除蒋在背后的掣肘。他甚至向我建议说,把蒋介石请到广州,然后把他扣留起来。我当即反对这种鲁莽灭裂的举动。
  到了白崇禧两翼为蒋所断、广东岌岌可危之时,粤籍将领已怒不可遏,张发奎再度向我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
  我说:”向华(张发奎),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
  张说:”德公,你胆子太小!德公,你胆子太小!“
  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接着我便解释说,在现今局面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的一连串拖垮两粤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逭,把蒋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局面已定,我们既有”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雅量,就应任其全始全终。不必于败亡前夕,做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笑!
  张发奎还是怪我姑息。但是我的姑息总是还替我们这批失败的国民党人,维持了一点失败的光荣。
  蒋先生不知底蕴,还不时在穗、台之间飞来飞去,并用尽一切威胁利诱的方法来阻止粤籍将领和我接近。一次,为广州改省辖市问题,蒋先生在黄埔召见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粤籍将领,当面大发雷霆说:”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这种话可说充满了流氓气。这批将领回来之后,莫不冷笑。其实别人也未始不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蒋先生会做,别人也会做,不过不愿做罢了。
  九月底,蒋先生单独召见白崇禧于黄埔,闭门密谈。略谓:民国十六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形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德一心,彻底合作,事尚有可为。白崇禧是个直爽而重感情的人,颇为蒋先生的甜言蜜语所感动。他回到广州来对我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我知道蒋先生又抓住白崇禧重感情这一弱点而大做其功夫。
  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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