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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行走在这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上，我发现很多过往的行人都要对父亲多看两眼，不是看他的脸，而是看他的头发。他走得很快，在人群中穿行，常常把我远远地落在后面。我喜欢看他的背影，像一个冲劲十足的年轻人双手插在裤兜里。有时从我的角度，只能看到那一头黑发随着人流一浮一沉，像一面旗帜。
但是，那毕竟是一头他妈的“一洗黑”染过的黑发，想到这一点，我禁不住鼻子一酸。我的儿子将在我的身后，看着我的背影，我孙子将在我儿子的身后，看着我儿子的背影，当然我孙子的背影还要留给他的后来者。我们连成一线，就成了我在老家见过的那种拉网，各个时代的女人们就像色彩斑斓的热带鱼那样穿梭其中，有时我们有所收获，有时什么也捞不到，我们说不出其中的幸福，也道不出其中的悲哀，就是这样。我说过，我不幸染上了“性”这种病，据说还是遗传性的，但是接触也能传染，发作时我口干舌燥，胡言乱语。在这方面，我多么羡慕我的父亲，他不会没有这种病，但是从容得很，病情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在他身上就像一次感冒那样不起眼。当然──可以这么说吗？──这也正是为什么这种病到了我身上却变得如此严重的根本原因。我紧追了几步，赶上了父亲。我对他说，看你走得这么快，好像你已经打算好了去哪了似的。父亲说，没有，去哪不是说由你决定吗？
“既然没决定去哪，你在前面为什么走那么快？”
“走走嘛，随便走走也很愉快的。你说吧，去哪？”
我也不知道去哪好。我拉看父亲来到街边的饮料点，买了两杯纸杯可乐。父亲的脸在阳光下显得那么健康，阳光从毛孔里射出来。他好像有点出汗，头发粘在一起，自然就不像刚才那么飘逸了，我担心他的颜头会流下一小道黑水来，答应我，千万别这样。母亲有没有叫你代买什么东西？我问他。父亲说，没有，你母亲还不知道我到了你这。那么说，你和我一样，是完全自由的啦？那当然，是一个男人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我们应该干些什么呢？那还用说，我们应该去干一件男人干的事情。但是这是下午，太阳还这么高？真是，太阳这么高又怎么样！只要我掏出两枚硬币一扔，只听到清脆的两响，黑夜就为我们提前到来了。我和父亲捧着各自的可乐，蹲在人行道一侧的台阶上。我们只是不时地抬头看看对方，但是潜在的对话一直没有中断过。我想，我应该了解父亲需要的是什么。对此，做儿子的有不该推卸的责任。如果是我将来有一天得了个闲，摆脱了上老下小，摆脱了名誉地位，一头蹿出来，去找我的儿子，我就希望看到我的儿子能有些出息，能为他辛劳的父亲找点难得的乐子来，而不是像个白痴那样只知道一脸虔诚而又空洞地尊敬、尊敬。听我说，儿子，尊敬这玩艺太不实惠了。我们都要向钱学习，向浪漫的美元学习，向坚挺的日元学习，向心平气和的瑞士法郎学习，学习它们那种绝不虚伪的实实在在的品质。
没想到那只可乐纸杯，给我们带来了小小的麻烦。父亲边走边和我很投入地谈着海湾局势。战争或者谈论战争从来就是可以用来缓解一些性欲问题的。他的左手不停地挥动着，所以没有注意到他的右手已经把捏瘪了的纸杯扔在了真维斯服装专卖店的门口。平时他是决不会这样的，我保证，是因为日趋紧张的海湾局势造成了这一点。另外，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缘故，父亲每次和我在一起总是有那么一点失态。那位套着红袖章的中年妇女用当地土话大喊着，从后面追上来，一把抓住了父亲的手臂。当他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父亲的脸竟然一下子红了。他连声说对不起，然后很快地跑过去，捡起纸杯把它扔到了草绿色的果壳箱里。但是这么做，在那位一脸横肉的中年妇女看来仍然是不够的，所以她还是唰地撕下了一张罚款单，不多，也就两块钱。父亲愣住了，三个人面面相对地站在那里。街上的人流到了我们这就遭遇到了一小块意外的暗礁，有些人开始注意我们了。这种事总是让我头疼，我从来没有周旋的耐心，即使我口袋里只有两块钱，这会儿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给她，给她，以免口舌之累。父亲脸上的红退了，他变得非常冷静，伸手按住了我掏钱的手。这下你就听吧，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论战开了，直到我们的周围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我觉得极不自然，我这个人有个缺点就是死要面子，所以，我的右手禁不住又去掏钱。父亲在侃侃而谈的同时，眼都不抬，就伸手过来，再次准确地按住了我的手。我有点不高兴了，我想挣脱父亲的手把那该死的两块钱拉出来，但是父亲的手暗中加了一成力气。我感觉到了父亲的坚决，于是也就算了。作为儿子这种时候我能做的就是坚持站在父亲的身边，不管旁边围了多少人，不管别人用什么样的目光看待我们。我不帮父亲说话，一句也不说，现在想起来我对自己很失望。那个一脸横肉的中年妇女，起初是不近人情。后来像骂街一样不讲道理，她执意想把那两块钱拿回家去。父亲的解释相应的也变得有了一点意思，他说，那只纸杯是他准备带回去继续用的，多漂亮的纸杯啊，怎么会舍得扔掉？但是它不幸掉了，就像钱包掉了一样，掉钱包已经够倒霉的了．还要罚款吗？没听说过。她反驳说，带回去用的东西？那你刚才为什么把它扔进垃圾箱里？父亲笑着说，它掉到了地上，粘上了脏东西，就是说，那已经不是我要带回去的那只纸杯啦，它已不是原来的那只纸杯啦，所以我把它扔了。
终于摆脱这件事的时候，我心情糟透了。而父亲却显得有些意满自得，两块钱没有从我们的口袋里飞走，还在我们的口袋里享受我们亲人般的体温。按时下的比价，两块钱也就是零点二五美元，即二十五美分。我在父亲的身后走得很慢，不想追上去。起初父亲没有觉察，走出五十米以后，才意识到。他在原地站了下来，等我赶上。
“你觉得我丢了你的脸，是吗？”
“我有什么脸可以给你丢，真是，我没脸。我在旁边一声不吭，你是不是觉得我丢了你的脸？”
“没有。”
“没有？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仗义？”
“也没有。”
“也没有？”
父亲和我都笑了。我们恢复了行走，但是彼此仍然不说话。在快到天桥的地方，有几个穿着苗族服装的女人上来向我们兜售银器。大家都知道她们是骗子，但是她们的服装那么艳丽，那么新奇，于是大家就原谅了她们。父亲仔细地从上到下研究了一下她们的服饰，并不看她们手中的银项链银手镯。我掏钱买了一条银项链，我这个人经不住劝。何况很便宜，就两块钱，我知道那是假货，但是它很漂亮，比真的还漂亮。父亲把项链缠在手上反复看了看，然后说，确实不错。
他说再买一条吧。我知道他是想带回去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妹妹，就花两块钱就把她打发了。她还在读中学，成绩不太好，因为人长得像这条银项链一样亮闪闪的。
“你看，两块钱就可以买到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