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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数人知道他天天在便血。高潮副院长提醒他：“要注意，怕不单纯是痔
疮吧？”邓稼先却岔开了话题，他当然知道这是什么不治之症，但是，他要
争抢的是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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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试验的那一天，他和于敏坐在指挥车里，守候在基地的前沿。他们在
等待着一声巨响，等待着忘记刮络腮胡子的胡仁宇副院长的到来。邓稼先是
个胖子，于敏的头发过早地脱落了。基地的人们常说：一个胖子和一秃子紧
忙活一阵，就要响了。
胡仁宇飞步跑来了，他们的直觉都感到是好消息，但也更加紧张了。
“那个尖尖有没有？”邓稼先和于敏同时高喊。
“有、有、尖得很高，很清晰。”胡仁宇把照相底片在手上高举，使劲
地摇晃着说。
他们接过底片一看，尖尖很高，他们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在32次核试验中，他们第一次观察到预期的中子主体点火和燃烧都是正
常的新现象，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邓稼先就是这样带着第二代核武器伸手可及的喜悦，告别了罗布泊。
九、生命的最后路程
邓稼先在争分夺秒地工作，同时隐隐地闪现出将要离别自己熟悉的一
切。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是瞒不住研究神经解剖学的妻子的。20多岁的
儿子，有自己的主见和看法，他们之间出现了代沟。常常想念的有离得很远
的女儿，有常年操劳，年近古稀的大姐。但是，他在工作中接触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更使他眷恋不已。
在一次核试验的空隙时间，他来到了当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区，
他要看一看托着这颗原子弹爆炸的铁塔。他和坚持要陪着他的李医生一起，
在这荒漠的戈壁滩上漫步。当年的沙子和石块已经被爆炸燃烧成了琉璃砖的
模样，它使邓稼先的心绪回到1964年的时代。
邓稼先一边走，一边告诉李医生，当时是怎样编队的，走到一个极普通
又无任何标记的地方，邓稼先高兴地告诉李医生：“咱们的队伍当时就住在
这里。”走着走着，邓稼先又告诉他当年这地方曾是古代的海底，有很多蚌
壳化石，刘西尧部长还拣到一块大的，叫大李子送给周总理作纪念。他们缓
步前行，邓稼先触景生情，还想起了两句穆桂英探栈道的南梆子名词。
邓稼先忽然用手一指：“铁塔！”李医生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那120
米高的铁塔，已经平躺在戈壁滩上。它的顶端已经熔化掉，底部扭曲变形，
粗大的钢条扭成麻花乱成一团，只有中间一段似乎像是塔的样子。
沉睡在这20年的铁塔，仍有放射性。它的身边竖立着一块不高的石碑，
碑上刻着张爱萍将军的亲笔题字：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首次核试验
爆心。这里是一片永远值得怀念的土地。邓稼先无意中走到石碑旁边，和石
碑并排站立着。他那恋恋不舍的样子，可以看出是想留一幅人与碑的合影。
李医生说：“我给您照一张像吧！”邓稼先稍一迟疑，随即摆手，遗憾地说：
“算了，还是不照吧！”李医生知道，从来守纪律的邓稼先，被纪律之墙档
住他的情感。
看过铁塔，邓稼先又要到平洞去看看。一边走，一边给李医生讲着原子
弹爆炸时的壮丽景象。他们来到洞口，进去以后，仍然有一种被热气蒸闷的
感觉。邓稼先还继续往里走，取了一些岩石，要带回去研究。
离开平洞时，邓稼先脚步渐渐放慢，有时又回头走几步，眷恋着这个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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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回来后，用测试仪器一碰鞋子就噼噼啪啪地响个不停，他们只好把
两双受了强烈辐射污染的鞋子扔到了戈壁滩上。
1985年7月中，邓稼先回北京开有关高技术的会议，妻子关心地问他的
肝怎么样。他告诉妻子，肝脏没有问题，但是大便困难，肛门痛得坐不下来。
许鹿希催他去做检查。他想到医院要一点润肠药就回来参加紧张的会议，没
想到经过仔细检查后，医生严肃地问他：“为什么现在才来？”
邓稼先知道，因为忙，他一次也没有参加过九院职工的体检，没想到这
一次终于发病了。
医生语气坚定地说：“别走了，立即住院。”
邓稼先告诉医生，他要主持一个重要的会议，不能住院。医生却微笑着
回答：“这里是医院，不是会议室。”他明白了，他知道的这一天，1985年
7月31日，这么快，这么静地来临了。
8月6日的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后，张爱萍将军焦急地问医生：“活
体检查怎么样，癌是不是扩散了？”医生冷冰冰地回答：“这个，按常规要
在一周后才能知道结果。”
张将军说，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来。半小时后，
冷冻切片的结果来了，确诊邓稼先患的是直肠癌。
8月10日，邓稼先做了直肠癌切除手术。早晨，张爱萍将军、九院和核
工业部的领导都来到了301医院。眼里噙着泪水的许鹿希，默默守候在手术
室外面，盼望着连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佳音。然而，手术后的病理诊断是：“肿
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脾癌，直肠旁淋巴结七个，
全部有癌转移……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
良。”
邓稼先在 301医院住进了一间高级病房。理智告诉他应该做最坏的准
备，但情感，又驱使他盼望着康复，他期望着自己能有好运，因为他感到要
做的事情太多了。
手术过程是顺利的，手术后，医生给他下腹部的左侧做了一个人造肛门。
邓稼先对这个东西讨厌极了，但他毫无办法，这也是他为了事业在生命最后
阶段所付出的代价。
邓稼先在手术后第四天，就用颤抖的手书写条子要研究院从四川给他送
材料和书籍来，要搜集到的关于“星球大战”的资料和剪报，还让别人帮他
借来了一大堆英、法、德、俄等文字的杂志，他的同事来，病房立即变成会
议室。
1985年11月1日，他亲自填写了党员登记表，写了1500字的整党收获，
使九院党委的同志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手术一段时间以后，医生同意他回家休养。他知道让他回家的原因，他
要把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时间抢回来，把几件必须做的事尽快做完。
邓稼先最先做的一件事，是请于敏同志来，谈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设
想，要和于敏等人一块研究起草一份向中央的建议书。
1986年初，邓稼先约一位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到家里谈工作。这位同志下
了公共汽车，发现邓稼先从另一个车门也下来了，他就是这样多年来严格要
求自己，不特殊，养成了习惯。
邓稼先仍然常常显露天真的童心，地坛庙会恢复以后他没有去过，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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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姐邓仲先陪他去一趟，但是他被工作拴住了，出不来。后来，他还是由
妻子陪着逛了一趟，如愿以偿。
邓稼先非常热爱生活，有好电视，他会看完电视再加班。他会像孩子一
样起来给中国女排鼓掌。他还能一本正经地给别人介绍到剧场钓票的经验。
遗憾的是，事业给他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太少了。
1986年3月29日，他又做了一次取活体检查组织的小手术。邓稼先预
感到生命给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对妻子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
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翻着堆在床头桌上的2尺多高的书籍和
资料，想到什么问题马上给九院领导打电话，谈工作、定方案。
他和于敏同志反复商讨，并由他二人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给中央的关于
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这是为中国领导人作最后决策提供的
重要的建议书。写建议书时他开始做化疗，一次治疗要几小时，他只能躺着
或靠坐着，边治疗边看材料。坐身旁的许鹿希不断轻轻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
汗。两次治疗中的空隙，他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