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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在和几位朋友谈到办书院的事情，表达了书院为人处事的一些个性和原则，其中一位朋友说个性要与事情分开，我对他说不能分开，庄子曾说：“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若无此个性，那在权势面前，富贵面前还能直得起腰吗？另一位朋友说这样是对的，现在有些老先生这几十年已被磨的没有一点棱角了，社会上有风骨的人已经太少了。又聊了一会儿，先前的那位朋友感慨道中国这几十年是富裕了，但是却得了软骨病，该如何解决。我则说就是要用古圣贤的风骨来治理这些软肋。我们若没有“铢视轩冕，尘视金玉”这样的骨气，若书院来了有钱有势之人，对你吆三喝四，你则点头哈腰，那还办这书院作甚？这是我们处在这个社会上的精神支撑点，这个风骨就是仁﹑义﹑礼﹑智﹑信，就是圣人之道，就会有道充为贵，身安为富的态度，就会在语言行为上堂堂正正。
《易经》？系辞就有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吉祥之人言少词寡，正所谓圣人垂衣而天下治；言语快的人其心性必定急躁，这样一来最容易言多必失；心中无数的人，说话左右而言他，支支吾吾；欲背叛你的人，说话就油腔滑调，不入正题；做了坏事或心田失守之人，就会理屈词穷。但是如果具有道充为贵，身安为富的态度，就会感受到常泰无不足的自在感，就会“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
有这么一则关于汉光武帝刘秀与严光的公案。在毛泽东与柳亚子的诗词交往中有这么一段：毛泽东赠诗与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柳亚子则回道：“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诗中严光即为东汉时期的严光。宋范仲淹所写下的那篇千古传诵的《严先生祠堂记》，写的也是东汉严光。严光；字子陵；自东汉起，就一直为历代的士大夫所尊崇。至今在浙江桐庐县富春江畔还有严子陵钓台和严子陵祠堂。在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中就写到“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严光与汉光武帝刘秀是同窗，交谊甚笃，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尚以道，及圣人之道。后来刘秀一统天下后，得圣人之实，而严光得圣人之心，隐居不出，刘秀知其贤，三番五次相请，才将他请至京城洛阳，并授予高官，而他拒不接受。他与刘秀在宫中谈论治国之道，相对累日，夜晚，二人则同榻而眠。严光将足搁到刘秀肚子上，刘秀怕打扰他的睡眠，动也不动。朝中大臣夜观天象，惊呼：“客星犯主！”刘秀笑曰：“朕与故人严子陵共卧耳”。其后严光还是辞别刘秀回到了富春江去过闲云野鹤的日子。遂为传世美谈，范仲淹就对此评价道：“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处；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
史上这些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和事有很多，这些人都是铢视轩冕，尘视金玉。毛泽东的“粪土当年万户侯”，诸葛亮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也就是指的这种隐士精神。隐士并非无才能，而是不愿出仕。唐李泌本隐居于颍阳，因安史之乱被唐肃宗请出来辅佐治理天下，但拒不为官，只肯当皇帝的顾问，那时二人均不居礼节，同进同出，就曾有兵士在他们后面指指点点说：“那个穿黄袍的是皇上，穿白褂子的是山里来的隐士”。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就拜别唐肃宗，重新过他的隐居生活。其后虽然也曾几次在国家政局混乱时出仕为相，但只要政局稳定下来或皇帝有了忌讳之心，就辞相做隐士，毫不恋饯权位，对富贵根本不放在眼里，能上能下，能伸能屈，来去自如。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也就是因为他们能保持“道充为贵，身安为富”的境界和心态。
本章所讲述的道理是非常显浅易见的，谁都能说出其中的意思，但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关键是能不能身体力行。
题目： 《通书》第十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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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陋第三十四》：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
这一章在语句上也是非常平白简单的，但同样要做到也是很不容易。现在虽然不提倡读四书五经了，但还是有不少人在读，在学习。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在用耳朵听，用眼睛在看，有没有使自己的身心性命发生变化，对自己的心灵深处有没有触动，能不能蕴之为德行，这就是关键之处了。人不是录音机，可以对所听的全部记录下来。对于精神粮食固然是多多益善，但是若不能吸收和消化，也是无用的。吸收了，消化了，还要将其蕴育起来，积累起来，使之变为自己的德行。同时还要积极的去实践，即行之为事业，不行是不行的。
在书院开业的时候，本人写了一副对联：“诗书逸趣，芝兰德润真君子；经史宏图，事业谋通大丈夫”；中国的诗书的确可以德润我们的身心，而且可以培养自在超脱的感觉，享受芝兰的灵秀之气，芬芳之气，使我们可以陶养成真正的君子。读经读史之人，要看到史上历代国家的盛衰，如谈到汉唐盛世，顿时精神为之一振，但看到北宋末年，南宋末年，以及明末和清朝末年的整个国家的衰退之势，心也不由为之一叹，正可谓“时移虎门天炮响，繁华百载无消息”。但总要有人去行，去实践，我们实践的方向并不是要去多生产点子弹，核弹等杀伤力武器，而是要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宣扬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以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国魂，那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会有软骨病，早晚都会出问题。
我们的事业要以什么为起点呢？就是从经史宏图而来，在经史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迪。清朝有一人李铭汉，觉得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过于冗长，遂从中提取一百一十件大事编为《续通鉴记事本末》，取材主要是国家如何由治到乱，其衰变的基兆是什么？其因果是什么？由乱到治，在乱世中，英雄如何造时势，而这些英雄又经过什么艰难险阻才成大事的。将一个国家的治乱之事集中归结于《续通鉴记事本末》中，让大家看了后就能明白其中所讲之事，并从中领会出道理。历史作为我们的借鉴，作为一面镜子，就可以不断反省自己，从中得到经验，得到教训，可以警审我们的未来，为我们的事业出谋划策。所以我们要有宏图，要善于谋通，就必须以史为借鉴。这样一来，我们有了德行，有了智慧，那就会使我们的事业行得通。
周惇颐写到这里，笔锋一转，“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有的人只会纸上谈兵，能将文章写的花团锦簇，但往往只是好看不中用。现在有些文学家的文章，完全于道德无益。道德和文章是一体的，文中无道，仅以文辞取胜者，就陋矣！明朝时期，诸如唐伯虎之类的才子与黄梨洲，顾炎武，王船山等思想大家在境界上以及在对后世思想的影响就不可同日而语。且说王船山创建的船山书院，一方面是岳麓书院的一个分支，对其后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创办的新民学会的前身，再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它的功用并一定会在眼前的这一时一刻就表现出来，也许会在其后的某一个时期才为之发动。
《通书？拟议第三十五》：至诚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故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拟议是一个思维程序，包括分析，归纳，判断。我们的思维是怎样进行分析？怎样进行综合？又依据什么标准去判断？可能大家对自己的思维活动和思维的功用都不能够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天天都在用自己的心，但我们的心是怎样运动的呢？没有经过心理学，逻辑学和专门的学修并训练的人大都是不太清楚的，都会比较茫然。如果学习过逻辑学，就知道思维的运动就象先是几个字，在组成词汇，再形成句子，再连成段落，再构成一篇文章，最后就是书等等，依此类推。
但常人的思维运动大都是紊乱的，一般都不会有非常清晰和成熟的脉络。用画画来说，就是散点透视；用佛学的话来说，分为了几个部分，首先是散心位，即东一个念头西一个念头，一个思路还未想通，另一个思路又跳了出来，没有一个固定明确的走向。其后是定心位，即大家注意力比较集中，对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