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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因为不同的关系对象而变换着自己的身份，如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等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是根据不同的因缘，不同的组合而有不同的状态，但无论如何去变，“元”是不变的，我还是我。“性”就是本性，“命”就是“性”在时间和空间中所运行的轨迹。“性”者，本质也，“命”也，作用也，正因为有了“乾道变化”，才有了五彩缤纷的世界；正因有了“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个基准，“诚”才可以建立起来，表现出来。我们认识的发起如果没有对象何谈认识的发起呢？但是没有认识的主体而只有认识的对象，认识也就不可能成立，认识的对象亦即这个世界是客观的﹑被动的，人的主观认识是属于主体地位的，所以称之为“纯粹至善者也”，这是对“乾元”力量的赞叹。
一阴一阳之为道，而在前面大都只谈到了“乾元”的力量，即阳的力量，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和排除阴的力量，正所谓“独阳不生；孤阴不长”，要阴阳和合，才能万物滋生。亦说有前必有后，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阴阳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万事万物万法都不能离开阴阳二者而确立。一个人要善于处理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关系，白天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晚上则应该要注意充分的休息，即睡觉。为什么要晚上睡觉，这也是“法天则地”。白天阳气充足，下午则阴气开始旺盛，而子时阳生，即夜里十一点至一点这个阶段，这时候就应进入睡眠的状态。我们的身体并不是受自身的意志和意识的指挥，是有着自身运行的规律的，是受潜伏在生命内部的力量来支配的，亦即阴的力量在起着作用。人的明了意识称之为阳，而不明了的﹑模糊的意识，那种在暗中起作用的则称之为阴。阳是可以被认识的，而阴处在黑暗地带，无法完全认识和看清。只有正确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旺盛的精力，以正确的观察﹑理解﹑分析去面对和处理好与你相关的事物，否则不利于自身的发展。故阴阳之说对万事万物都可以用之来进行分析，而当我们遵循阴阳之道，做到阴阳和合，就会使事物往好的方向发展，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性亦即本质调理好，修为提高了，圆满了，那我们就能够有大成就，因此书中说到“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最后书中说到：“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这是周惇颐对“元亨”﹑“利贞”的赞叹和解释。在《易经》乾卦开篇中提到“乾：元，亨，利，贞”，又“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元者，善之长也”，是孔子对“元”的理解和议论。按现在的学说来讲，是指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一阳复始，万物更新，这是不会随着人们的意志改变和所能阻碍的。当我们把人性的根基建立在“善”上面，“善”就会随之而来，生根，发育和壮大。“元”则始也，“亨”则通也。“嘉之会也”，是一种好的聚会和机缘，具有一股通的力量，会对自身的事业生活以及自身的命运带来一个好的状态，达到一个通的作用。愿我们龙江书院能够为各位朋友提供一个“嘉之会”的场所。所以周惇颐说到“元亨，诚之通”。
利，孟子曾说：“何必曰利”，儒家学说在利上与现代的商品社会格格不入，是宣扬仁义而贬低利益。自汉唐以来，前人就将社会上的人划分为“士农工商”，就提出对商人言利的鄙视，将其放在最低的层次。直到进入近代史后，由于重本抑末，重“士农”轻“工商”，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上的弱点，而西方文化中的“利”逐步展现其优势，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儒家学说里并不是不言利，而是其解释的含义与现在所言的利是有别的，是给予了极高的诠释。儒家认为“利者，义之和也”，讲的是达国之利，民族之利，百姓之利，大家之利，而不是个人意义上的利益，这种个人之利称之为损。在《易经》中就有明确的说法：“损卦”之所以为损，是因为“损下益上”，“益卦”之所以为益，是因为“损上益下”，古代圣贤对损益利害是看得很清楚的，对民众有利称之为益，对民众无利称之为损。其义之和的和在哪里？在“民”，只有对民众有利才能称之为义之和。孟子的民本思想认为：“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春秋战国时期，齐宣王欲召见一老者，侍从遂传唤此人去拜见齐王，老者不从，欲让齐宣王来会他，众人哗然，问其原由，老者说到若我上前晉见大王，我则成为趋炎附势之徒；若大王下来会我，则大王为礼贤下士之贤明君主……顿时语惊四座，可见那时士大夫在当时的优越性和地位性。只是随着汉武以下，尤其宋明清，儒家学说才被当权者强加以专制，而大失其本来面目。
“贞者，事之干也”，贞，正也，并非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对女性的一种枷锁，即所谓贞节牌坊，它是有着确定的概念的，是坚贞，坚定不移的一种状态。目标确定是贞，定位准确是贞，所以贞是事业的基干。因此周惇颐叹道“利贞，诚之复”，复，实践也，是用“义之和”和“事之干”去实践“诚”的理念。这是圣人的人格，也是圣人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念。以上是周惇颐从乾元的层面对“诚”所作的一番介绍，一番认识。
题目： 《通书》第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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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诚下第二》：“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静无而动有，至正而明达也。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故诚则无事矣。至易而行难，果而确，无难焉。故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圣，诚而已矣”，“圣”，什么是圣人？圣人的意义是什么？圣人的人格是什么？就是“诚而已矣”。圣人并不是我们平常所想象的那么神圣，那么崇高，那么无所不知，那么无所不为。孔子作为一代圣人，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年轻时也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生活一直贫苦。孔子也曾就知识的来源和对待知识的态度，说过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矣；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他虽设想有“生而知之”的圣人；却又说：“圣人；吾不得而思之矣”。他虽然宣称“天生德于予”；然而却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即认为自身是“学而知之者”，在他那里“生而知之者”的圣人只是虚设的罢了。在这里所提到的圣﹑诚，其定的基调是比较高的，他不是以金钱的多少﹑权利的大小﹑技能的高低来衡量的，而是在人格上﹑精神上的一种“诚”，一种比较完美的境界。所以说圣人不是什么超人或完人，而是“圣，诚而已矣”！
作为圣人，他都有一个根本的基点，就是心和意识处于一个“诚”的状态。那“诚”的状态是什么呢？文中说到：“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大家可能都知道“三纲五常”，知道这里的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请大家留意周惇颐在《通书》里只提到了“五常”，三纲的这一概念只是在南宋以后，尤其是明朝，当权者为了维护和提升自身的利益而在儒家文化的教义内强行加入和变更了其含义，并把“三纲”绝对化了。“三纲”所说“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是由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演化而来，原义是指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夫要象夫，妇要象妇，各尽其责，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并没有如南宋以后所说三纲的那种严格和绝对意义上的阐述。“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是要让人际关系，社会关系达到和谐的状态，而这种和谐离不开“诚”。在前面我们曾提到“诚” 是我们精神的无污染地带，也就是我们思维的空灵状态，它没有千奇百怪的不良情绪，没有种种僵化凝固的知识﹑理论沉淀和附着在上面，是精神的本元状态，正是这样一种没有杂质的本元，才能使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达到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和谐状态。
“百行”，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