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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实行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在生活作风方面，他节俭敦朴，严于律己，还亲自耕种籍田，以做天下的表率，为汉朝跨入全盛时期创造了条件，为其后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汉文帝是中国历代的数百位皇帝中少有的，真正值得推崇的贤明君主，无骄奢之心，无虚伪之言行，确实做到了“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其后富有盛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亦不能与之相比。
现代生态学有一观念：人类不要对自然过多的干预。干预过多，自然就会报复人类。现在我们的草原很多都出现了沙漠化，曾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母亲河—黄河出现了断流，且污染严重等等，不胜枚举，这都是人类过多干预自然的结果。古人很早就认识了这一点，提出“天道行而万物顺”。就是要我们人类正确认识自然，要与自然和谐共处。
“圣德修而万民化”；圣德修，是身处高位的人修。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其根源就是我们在《通书？师第七》中所说：“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中庸》有云：“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就强调了高处要修圣德。我们做为平常人，就要把自己管理好，自己要以身作则，把自己的心性修炼建立在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之上，在依此把家搞好，把单位搞好。
“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就是让仁义礼智信充实在我们的身心性命之中，是人格美，非形象美。充实光辉之谓大，当我们内心思维被仁义礼智信所充实，它是不会被掩盖和隐藏的，它会自然而然地释放出来，就称之为光辉，光辉所及之处都会得以改造，使大家都可以享受仁义礼智信的人格美，我们不仅仅要去充实自己，还要去充实光辉的能量以普照周围的万事万物，让其得以教化，这是圣人的功夫，也就是大而化之之谓圣。当周围环境和人都被仁义礼智信的人格美所潜移默化，都成为君子，却不知道是因为有你的存在，是你教化的结果，也就是不见其迹，莫知其然，那就称之为神，若能再进一步就达到垂衣而天下治的理想境界。其前提是“圣德修而万民化”，只有从政府到机关，由社会到个人，从上到下，大家都齐修圣德，才能使国家得以大治。
“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实际上虽说地广人多，但归结下来就只是在每个人身上，就是自己身上的这个“我”。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对这个“我”进行认识，进行改造，以提升这个“我”，优化这个“我”，以仁义礼智信作为充实身心性命的内容和衡量的标准，才能具有教化的作用。《大学》里就提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要由点及面，由近及远，由小及大，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做好了，就可以影响家庭，就可以影响工作的单位，就可以影响周边所有的环境，依此滚动，依此类推，就可以影响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因此“天下之众，本在一人”。
明白了这一点，就把万法的根本，天道的根本，人道的根本全部握在手中，道不远人，道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就存在于我们自身的起心动念之中，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及。现在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处理事情的时候有诸多方法，但方法再多，再如何千变万化，它也必须以“我”为基础，以自己的内心思维为出发点，而且只有把“我”搞好了，把仁义礼智信搞好了，才有能力去运用“术”，甚至已无需用“术”，所以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把人生的根本认识清楚，就算遇到诸多繁杂的事物也会迎刃而解，要定志，要有静气，若不能定志，不能静气，就失去了承载的能力，就失去了对外界万事万物的敏锐性，曾国藩就强调：“每临大事有静气”。
题目： 《通书》第七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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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治第十二》：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广﹑兆民之众哉？曰：纯其心而已矣。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纯心要矣，用贤急焉。
天下大治，其治理的根本是什么？人若生病，肯定是人身上某类细胞出了问题。那社会的细胞又是什么呢？社会的细胞就是具体的个人，个人往上就是家庭，再往上就是某一街道或某一乡镇，再往上就是某一城市，再上就成国家，古人则是谈十室之邑。那治理的关键就是要把社会的一个单元管理好。但我们在治理社会的时候，要推行教化，哪怕只是一个单元如十室之邑的人都来到你这里听你讲，教甲则乙有意见，教乙则甲有意见，且每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麻烦要你解决，你还能教得下去吗？更何况天下如此之大，民众如此众多，又何谈大治天下呢？周惇颐对此就提出：“纯其心而已矣”，提出了大治的关键。
那什么是纯呢？周惇颐解释道：“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就是我们行为活动或动或静的时候，在使用语言和展现仪容仪貌仪态的时候，在眼睛所及和耳朵所及的时候，不能违背仁﹑义﹑礼﹑智这四点。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遵守了仁﹑义﹑礼﹑智这四点，心就会纯，就处于无污染状态。只有心纯，才能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如果你身处高位，就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即要去纯其心。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一个部门的管理人员，只有学习纯其心，就不会有各种情志上，思维上，行为上等等不良的杂念，不受其干扰，就会站在五常的层面上，心就会踏实，就会有人格魅力，就会有感召力，就会有贤达人士聚集在你的周围，形成优秀的领导集体，形成优秀的团队，那你就可以成大业。周惇颐也因此而赞叹：“纯心要矣，用贤急焉”。就是做人的关键就是纯洁自己的心，以仁义礼智信充实自己，才能成人，才能成君子，循此才能召贤纳士，才能成大事。
《通书？礼乐第十三》：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中国是礼仪之邦，仁义之邦，作为重要思想的儒家，其经典最初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然而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焚书坑儒，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其后到了汉朝后先贤在整理恢复时，《乐经》就失传了。《乐经》主要是乐谱，非一般的文字典籍，是由师傅传于徒弟，有一定的专业性，不向其他五经一样为大多数人所熟知，所能识别，且在春秋战国时期乐一般都为朝廷庙堂上所使用；也就因此失传了。我们在敦煌发现了一些据考证是唐代的乐谱，至今尚无人能加以识别，就更谈不上予以演奏了，只能有待日后有人破译。
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可见礼，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重要性。孔子有云：“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礼和乐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是专管教化。礼，在中国先秦时期，一方面具有法律的地位，另一方面具有伦理的地位，同时又包含着风俗习惯，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礼仪，礼节等等那么简单。
在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当时的等级制度，从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到一般的士子，再到普通的老百姓，不同的级别，就具有不同的礼仪。就象现在我们所说的对一个人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是一种社会秩序。这个礼，在当时是合理的，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是当时西周在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基础上的法的秩序。但是随着西周的灭亡，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礼也随之荡然无存，孔孟对此时期就称之为“礼崩乐坏”，旧的秩序被破坏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纷乱时期。礼是社会安定，社会繁荣，人们安居乐业的象征。所以中国古代非常看重礼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