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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老实记载他的说法讲话,便成为后世的语录一类的书了。如果有时讲解经论,又须另在讲堂中举行,对于专门讲解经论的法师,便称为座主。丛林的修行教育,固然以禅堂为中心,但作为导师的住持和尚,对于全体笃志修行的僧众们,却要随时随地注意他们修持的过程和进度,偶或在某一件事物,某一表示之下,可以启发他智慧的时候,便须把握时机,施予机会教育,这种风趣而轻松的教育法,在高明的排师们用来,有时会收一到很大的效果,可能对于某一个人,便由此翻然证悟的。即或不能达到目的,有时也变成很幽默的韵事了,后世把这种事实记载下来,便叫作公案。理学家们便取其风格,变称学案。那些奇言妙语,见之于后世的语录记载里的,便叫做机锋和转语。由此可见作一位住持丛林的大和尚,他所负的教育责任,是何等的重要,佛经所谓荷担如来正法,正是大和尚们的责任所在,所谓荷担,也就是说继往开来,住持正法眼藏,以继续慧命的事,唐、宋之间,有些得道高僧,自忖福德与智慧、才能和教导,不足以化众的。便往往谦抑自牧,避就其位了。
(5)禅堂的演变:元明以后,所谓禅寺的丛林,渐渐已走了样,同时其他各宗各派,也都照禅宗丛林的规矩兴起丛林来了。在其他宗派的丛林中,禅堂也有变成念怫堂,或观堂等,所谓真实的排堂和禅师们,已如凤毛麟角,间或一见而已,令人遥想高风,实在有不胜仰止之叹。民国以来,研究佛学的风气,应运而兴,所以禅门丛林,也多有佛学院的成立,禅宗一变再变,已经变成了禅学。或是振衰革弊,或是重创新规,唯有翘首位候于将来的贤哲了。
4.丛林与中国文教
丛林的制度,显然是中国文化的产品,如果认为佛教传来中国,便受到中国文化的融化,产生了佛教革新派的禅宗,这事已略如前论,不必重说。严格地说来,佛教经过中国文化的交流,却有两件大事,足以影响佛法后来的命运,而且增强它慧命的光辉。第一,在佛学学理方面的整理,有天台、华严两宗严整批判的佛学,天台宗以五时八教,贤首宗以五教十宗等。概括它的体系,这便是有名的分科判教。第二,在行为仪式方面,就是丛林制度的建立,它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包括懦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适合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而且早在千余年前,便实行了中国化的真正民主自由的规模。它的制度,显然不相同于君主制度的宗教独裁,只是建立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
除了中国以外,接受南传原始佛教文化的,如泰国、高棉、寮国、锡兰和缅甸,传续到了现在,虽然已非旧时面目,但多少总还存有一些原来方式。可是它所仅存的生命,不过是依赖政府与民间信仰的残余,与丛林制度比较起来,有识之士,便不待言而可知了。和这相反的,就如北传佛教在我国西藏,它以神秘色彩,衬托出宗教的恣态,千余年来,却赢得一个政教合一的特权区域,虽略有类同西洋教会和教皇的威权,而无西洋教会一样,具有国际和世界性的组织,讲政治,没有博大悠久思想作基础,讲宗教,仍被封固在文化落后的地区。如果深切了解释迦牟尼的全部教义,对于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两种方式,便会知道不是他原来的初衷。只有中国的丛林制度,确能与他的本意不相违背,由此可见无论南传北传的佛教,都没有像东来中土的伟大成就,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了解,凡是自己没有悠久博大的文化之民族,纵然佛光普照,它的本身,仍然无力可以滋茂长大,所以说,当达摩大师在印度的时候,遥观东土有大乘气象,不辞艰苦,远涉重洋,便放下衣钵,把佛法心印传留在中国了。
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历史剩遗在山川名胜的背景,已经足以表示整个文化的光辉,何况它的精神,还是永远常存宇宙,正在不断地继往开来呢!仅以丛林创建的制度来说,它给全国的山光水色,已经增加了不少诗情画意,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风格,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还只是描写南北朝以来的江南佛教事迹,到了唐朝以后,因为丛林寺院的兴盛,可以说:率土之滨,莫不有寺,名山之顶,何处无僧,所以后人便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咏了。加上以唐人气度的雄浑,宋人气度的宽廓,二者融会在寺院建筑之中,我们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可见到美仑美奂,壮丽雄传的塔庙,只要你翻开各省的省志,各州、府、县的地方志,要查名胜古迹,僧道寺院,便已占去一半。缅怀先哲,追思两三千年的留传至今的事物,岂能不令人痛恨这些一知半解,妄自蔑视中国文化的人们!须知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建设起来,是经过多少时间,和多少哲人的心血所完成。要想改变,以适应世界的趋势而争取生存,那也要学而有术,谋定而后动,岂是浅薄狂妄,轻举妄动所能做得到的吗?
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是以儒家为主流,儒家高悬大同天下的目的,是以礼乐为主道政治的中心,由于礼乐的至治,就可以实现《礼运》的天下为公的目的,但是经过数千年的传习,一直到了唐代。才只有在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里,实现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它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佛教僧众的集团,然在精神上,它是融合礼乐的真义,和佛教戒律的典型,”礼失而求诸野”,如果讲到一个真善美的社会风规,恐怕只有求之于丛林制度了。但是也还不能做为治国平天下的规模,因为国事天下事,与丛林社会相比,其艰难复杂,又何止百千万倍。人是一个有情感和理性的生物,无论性和情,只要偏重在那一面,就不能两得其平,结果都不会安定人生的.丛林制度它能普及流传,不外四个原因:第一,因为出家了的僧众,已经发自内心的,抑弃了世事人欲的情感牵扰,虽然住在丛林里,过的是集团生活,又是绝对自由追求自我理想的境界。第二,宗教的信仰,和发自因果分明的观念,已经不需要外加的法律管制。第三,各人由内心的自净其意,发为规矩,便是最高自治的原理。第四,维持生命生活的经济制度,早已做到福利的要求,所以他们只要管自己的身心修养,其余的一切就都可以放下了。因此他们可以做到,像儒家礼乐高最目的,和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要求,如果是普通人的社会呢?男女饮食和物欲的权利,只有日益向外扩充和发展,人事和世事的推排,相互间便有争执,许多在学理和教育上决定是正确的道理,一到人情和人欲的要求上,便完全不是那样一回事了,即如完美的丛林制度,他在教导以外,再没有刑责可行,假使没有最高道德作为依持,要想求其安然垂范达千余年之久,绝对是不可能的事。南宋时代,杭州径山大慧宗果禅师,与温州龙翔竹庵大珪禅师,恐怕后来丛林衰落,便合力记述历史丛林住持的嘉言善行,留作后世的准绳,作了一部《禅林宝训》的书,其中高风亮节,以及敦品厉行的典型,足以与《宋儒学案》,比美千秋,如果去掉它僧服的外层,做为为人处世的修养范本来看,一定别有无穷受用,可以启发无限天机。
百丈禅师创建丛林以来,他的初衷本意,只是为了便利出家僧众,不为生活所障碍,能够无牵无挂,好好地老实修行,安心求道,他并不想建立一个什么社会,而且更没有宗教组织的野心存在,所谓“君子爱人以德”则有之,如果认为他是予志自雄,绝对无此用心,尤其是他没有用世之心,所以他的一切措施,自然而然的,便合于儒佛两家慈悲仁义的宗旨了。如果他有世务上的希求,那便会如佛经所说:“因地不真,果遭纤曲”,岂能成为千古宗师,在他当时,一般人之所以责骂他是破戒比丘,只因大家抵死执著印度原始佛教的戒律,认为出家为僧,便不应该耕种谋生,站在我们千秋后世的立场来看,如果他当时不毅然改制,还让僧众们保持印度原来的乞食制度,佛教岂能保存其规模,传流到达现在吗?禅宗最重人们确有见地,佛教称佛为大雄,时移世变,时代的潮流,由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进到工商业科学化的今天,追怀先哲,真有不知我谁与归之叹了。
下册目录:
第二部 道家与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