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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怎么想，如果他和我划清界线，怎么办？老嘎看出了我的低沉，压抑。他问我：“你有什么问题？”不等我说，他就接着说：“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重于千钧，使我感到像一条迷航的小舟望见了灯塔，靠上了岸。我的心不再飘浮无着，我有了迎战的思想准备。很多年后，我问老嘎：“你了解我的过去吗？你这么说，万一我真的有问题，你不怕受株连？”他“嘿嘿”一笑说：“其实我也不了解，株连就株连呗。”这就是我这“缺少政治”的丈夫。他不会献殷勤，不会甜言蜜语，但大风大浪袭来时他是我坚定可靠的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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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父亲的合照都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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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老嘎提醒我：“你那柜顶上放着的日记本和信件还不赶快处理？”
其实我早就忧心忡忡地想着我那些记载了二十多年生活的宝贝。试想旧社会的日记，随便抓一条就能上纲上线打成反革命。在那恐怖的日子里，好好的一个人几分钟就会变成反革命，令人胆战心惊。
老嘎搭着凳子从柜顶上拽下我那只积满灰尘的麻袋，那里面有我的日记本和朋友来往的信件。
我从上初中就开始写日记，一直延续了十几年，积累了厚厚的十几本。有的本子装订很简陋，还是抗战期间的黄色的竹纸。有的很精致，还烫着金边。那里面记录了我金色的童年和充满阳光的青春岁月。我喜欢保存朋友的信件。我是独生女，没有亲兄弟姐妹，所以格外珍惜友谊。那些信件也是成扎地捆着的。
老嘎帮我一同烧日记和信件，烧成灰以后再倒进抽水马桶冲下去。越是精致的日记本越难办，都是硬纸壳的封面，全靠老嘎用力掰扯才好烧。
那时的纪律，谁也不许在家烧毁东西，怕你销毁反革命证据。谁家的烟囱冒烟，就会有人来查问。老嘎就不时下楼到外面去散步，看看有没有露出痕迹，然后再回来帮我烧。
烧完了日记，再检查照片。凡是怕沾染上问题的照片都烧，包括我和父亲的合照。因为我父亲那时已被错划成右派。
幸亏我的丈夫不是一个极“左”的共产党员，否则真不知道这段日子，我将怎么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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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调查对象聊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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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军宣队突然宣布北影厂全体职工，不论是干部还是工人，都要下到五七学校去。
五七学校的生活，和其他的五七干校大体差不多。白天劳动，插秧，种稻。晚饭后开斗争会，斗争历史反革命分子，抓“五？一六”分子。
军宣队揪出来一批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使全厂震惊的是录音车间的中共地下党员、录音师陈燕嬉同志。她被作为一枚炸弹在大会上爆炸，说她有严重问题（被指控为国民党暗藏潜伏的特务分子），由革命群众看管隔离审查。陈燕嬉平时口碑很好，为人正直善良，工作尽职尽责，很受同志们敬重。忽然说她是反革命，令人不敢相信。
军宣队成立了材料组，专门整理核实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老嘎被指定为材料组组长，主要分管历史反革命部分。
搞材料就要去外调。出去时，总有一位军宣队的年轻战士同去。有一次老嘎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去外调，调查对象是原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张辛实。张曾经是老嘎的领导。张辛实见到老嘎不由得说了一声：“咦！葛存壮！”言外之意是：“你怎么没有被揪出来！”是啊！所有出名的演员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老嘎应该说还擦了一点边，在人们心目中好像是一条漏网之鱼。
一般情况，外调的对象多半是被揪出来的“黑帮”。所以总要先被训斥，弯腰，低头，撅着。老嘎恰恰相反，和颜悦色。提问，谈话，像聊家常似的。有一次他到上海去找上影演员李纬调查情况。见面后，他说：“你看来身体不错啊！”李纬回答：“是啊！年轻时喜好运动。”还有一次，老嘎对调查对象说：“你也是受过党多年培养教育的，了解党的政策。你一定要实事求是，把你所了解的情况如实交代……”那人很感动，说：“我终于听到了党的声音，到底是从北京来的……”但是，同去的军宣队战士都很看不顺眼。老嘎心里明白，但仍然我行我素。
有一次老嘎和一位战士到昆明去外调，乘坐火车，买的是硬座。火车很挤，没有座位，一直站到昆明。到了那里，没有找到调查对象，没有休息，立即返回，又站了两天两夜。来回加起来是四天四夜。回来时腿都肿了，一按一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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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科长发动二次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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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老嘎最棘手的问题是解放初期中电三厂（中国电影制片厂第三分厂——原属国民党领导）的一把火。这本来是已由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作出结论的问题，由于电线老化造成的火灾，并非由敌人故意纵火所致。但是这次又由军宣队提出重新审查。中电三厂的问题涉及的人大约有十几个，经过详细阅读研究材料，焦点集中到一个名叫叶炯的人。他原来是中电三厂的总务科长，已被判刑，刑满后在宁波继续劳动改造。老嘎经过军宣队批准，决定到宁波去审查叶炯。同行是美工师屠居华。
老嘎和屠居华找到了叶炯，就一些疑点提出问题。叶炯却一口咬定他所交代的都是事实。说他曾经见过韩国二战时期的总统李承晚，甚至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他发动的。他说他在中电三厂组织了一个潜藏的反革命集团。更有甚者，他在当地农村还组织了一个反动集团，成员就是当地的一些青年农民。他主动给自己戴上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总之，他胡编乱造了许多材料，唯恐天下不乱。老嘎和屠居华识破了他的拙劣伎俩，再三追问他，李承晚是怎么到你家的？李承晚是什么模样？你是怎么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等等。叶炯的回答当然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是无稽之谈，毫无逻辑可言，显然不是事实。这样一来，他就使许多清白无辜的同志陷入悲惨的境地。老嘎和屠居华一方面向他再三说明党的政策，一方面拆穿他的谎言。终于在第三天，叶炯承认他过去的交代材料纯属捏造，推翻了以前所写的内容，重新写了一份比较符合实际的材料。如果说老嘎和屠居华的这一次行动挽救了十几位同志的政治生命，并不过分。如果老嘎为了保全自己讨好军宣队，昧着良心把这些同志都定成反革命，他们将遭受更多的折磨，甚至是牢狱之灾。我问老嘎，叶炯为什么要这样说。老嘎说，他最后坦白，他想把问题搞严重了回到监狱里去，在那里劳动下班还有现成的饭吃。现在他孤家寡人一个，劳动回来还得自己做饭，不如在监狱舒服。到现在老嘎和我谈起叶炯的交代材料，我们还觉得十分可笑。一个小小的总务科长还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李承晚居然还到过他家，这么幼稚可笑的谎言竟然骗过了许多人。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有多混乱、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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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一个反革命分子也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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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批改已经搞了一年，还没定下一个反革命分子。军宣队怎么向上级交代？有一天，军宣队的第一把手来到五七干校召开各连材料组成员大会，一开始就说今天要定几个“军统”，几个“中统”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整个会场，杀气腾腾。然后让各连材料组汇报进展情况。在汇报过程中，老嘎一直在思想斗争。他应该说真话？还是沉默不语？他充分了解军宣队的权威，知道将碰到的是一块什么样的巨石。但他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发言：“我看一个也定不了。所有的材料都还张着口子，问题没有落实。”老嘎说完，全场鸦雀无声，老嘎是材料组组长，他的话有相当的分量。接着，军宣队领导宣布散会。
走出会场，一位材料组成员低声对老嘎说：“你今天放了一颗卫星。”老嘎到现在也没明白这句话是褒是贬。我说，应该是肯定你的意见吧。接着，军宣队成员到各连材料组去放风说“材料组也有左中右。”“有人要给反革命分子翻案。”和老嘎知己的同志告诉他小心点。无形的强大压力使老嘎心里委曲又愤慨。他说这句话是确有根据的，实事求是的，是负责的，没想到会招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他太缺乏政治头脑了。他原以为提出问题可以讨论。人家军宣队急于拿出成绩报功，他却给人迎头一棒，干脆直说一个也没有。老嘎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压力，身体承受不了，头疼头晕，血压升到120…200汞柱。经大夫检查，诊断报告“高血压危象，建议回城就医”。我送老嘎回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