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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东野看父亲飘流不定，就把他介绍到“文明进化团”。该团的主持人是著名话剧艺术家李君磐先生和
陈大悲先生，李先生欢迎父亲去，倒并不一定要父亲演戏，知道他文笔好，可以帮着搞宣传，写说明书，
月薪初步定为30元，这是有名无实的，根本拿不到钱，不过剧团的伙食相当好，不必为每日三餐发愁了，
生活也相当丰富，以后又参加了苏州的“民兴社”，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如刘半侬、徐半梅、黄秋士、钱
化佛等，他们很投缘，保持了深厚的友谊。这些父执，都值得介绍，他们在学术上都各有建树。刘半侬先
生，后来把“侬”字的“人”去掉，由半个我成了半个农，是著名语言学者、文学教授，后来同住在北京
，时相往来，父亲1931年创办“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时，曾经邀请刘先生任教，刘先生称父亲为“大
小说家”，并在对学生的演说中说父亲是“当今的小说大家”，说他的小说成就“超过了李伯元、吴趼人
、曾孟朴那些人”。①由于刘先生的介绍，父亲又认识了他的令弟刘天华先生，父亲曾不无得意地对我说
过：“我的月琴，是刘天华教的。”
徐半梅先生是清末留日学生，与李叔同、欧阳予倩等组织“春柳社”，演出早期话剧，不演戏后，寓
居上海写小说，这便是大家所熟知的著名滑稽小说家“热昏十年斋主”徐卓呆是也。说起卓呆二字，也是
很滑稽的，这是徐先生的游戏之作，他是苏州人，在吴语中半和卓发音是相同的，呆又是“梅”字古写“
槑”的一半，徐卓呆即徐半梅，哪里是卓而又呆，分明是聪而且慧，他的作品有《乐李阿毛外传》、《何
必当初》等。
陈大悲先生，著名的话剧表演艺术家，戏剧教育家，和父亲在北京《世界日报》同事，以后又创办了
第11节：青年时代的挚友（3）
北京第一所学习话剧的艺术学校，名称似乎是“爱美戏剧专科学校”，因手边无资料，记忆以及，不免有
误，这个学校为北京培养出了不少早期的话剧人才。
钱化佛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京剧演员、话剧演员、电影演员，最后又致力于绘画，成为著名画
家，代表作为《大禹治水》，长达五六丈，一生主要画佛。
黄秋士先生是当时名噪大江南的演员，曾到北京城南游园演出，轰动一时，此人也能诗，但不幸中年
夭亡。
父亲在“文明进化团”时，他第一次粉墨登场演出《落花梦》中一个生角，大家还相当满意，就是觉
得他说话太快，有些慌张，又是一口江西加安徽口音的“官话”，观众听不大懂，后来居然演过《卖油郎
独占花魁》的小生主角。父亲在剧团的时间虽然不长，也是“玩票”的性质，但由于剧团的流动性质，使
他有机会到各处走动，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积累了丰富生活，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比如，他喜欢
在小说中，设置悬念和戏剧冲突，刻画人物，又往往喜欢用小动作来提示内心世界和性格特点，这些都得
益于他的舞台生活，他自己曾公开地说：“当我描写一个人，不容易着笔的时候，我便对镜子演戏，给自
己看，往往能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①无独有偶，据说英国的狄更斯也有此习惯，在外国作家中，父亲
最喜欢狄更斯，这真是有趣的巧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先生有言：“张恨水也可能是中国的狄
更斯。”夏先生真是父亲的文学知己。
父亲对李君磐先生一直以师事之，执弟子礼甚恭，尽管他离开了戏剧界，还时常写信问候李先生，直至
抗日胜利后，还和李先生不断音信往来。1956年，老片重演，北京各影院上演《夜半歌声》，父亲高兴地
让我去买票，说是片中演经理的是他已经逝世的老师李君磐先生，可以通过电影看到李先生的音容笑貌。
张楚萍先生，是我们的本家，虽然大不了父亲几岁，却长他一辈。楚萍先生才气横溢，
能诗能文，洒脱不羁，自称“疯子”，其性孤僻，多不近人情，其实是有志难酬，又为封建婚姻所困，所
谓“社会家庭皆不见容”，转为把一腔忧愤，嬉笑癫狂，游戏人间。曾有一鸦片烟店的店主，名“钱有南
”，请楚萍先生代撰一联，他不假思索，挥笔而就，联曰：“有土何须分南北，无钱莫吃这东西。”短短
十四个字，把店主的姓名、职业、性格全部嵌入联中，天衣无缝，浑然工整，谑而不虐，店主人看了哭笑
不得。楚萍先生为了逃婚，到上海求学，其父恨他不听话，断绝经济来源。他写诗一首讽父曰：“留得南
村几亩田，年年纳税到官前；人生有产须当卖，寸土何曾到九泉。”1918年，楚萍先生不知为什么在英租
界被捕，判刑7年，其妻闻知，把自己陪嫁田产全部卖掉，为其交款疏通，将7年改为5年，楚萍先生知道
后，十分感动，决心出狱后，善待妻子，可惜他身体孱弱，第四年便死狱中，一个不羁之才，就这样被旧
社会吞噬了！父亲对他夫妻的遭遇深表同情，曾无限痛惜地说：“封建婚姻，诚杀人之道也！”父亲为了
缅怀楚萍先生，曾于1933年9月1日在上海《金刚钻》月刊创刊号发表《怪诗人张楚萍传》一文。
郝耕仁伯伯，安徽怀宁石牌人，长父亲10岁，前清秀才，老同盟会员，在上海父亲和他相识，他不遗
余力提携父亲，父亲视他为良师益友，两家成为通家之好。耕仁伯父是“五四”时安徽“新文化运动”的
先驱，为传播新思想做出了贡献，为人狂荡不羁，饮酒赋诗，而且写得一手好魏碑，笔名大颠。
1917年的春天，“春风又绿江南岸”，倜傥不羁的耕仁伯父，约父亲一同出游，两人在安庆会面，到
了上海，耕仁伯父借了点钱，尽其所有，全买了家庭常备药，父亲问他何故，他说要学《老残游记》中的
第12节：青年时代的挚友（4）
老残，一路卖药，专走乡间小路，边看山水，边察民情，由淮河北上，入山东，达济南，再浪迹燕赵，直
至北京。这个计划太浪漫了，让人怦然心动。耕仁伯父是老新闻记者，阅世丰富，他说行，父亲还有什么
顾虑？于是便完全依他主张，收拾两只小提箱药品，便出发了。
他们由镇江渡江，循大路北上，安步当车，由仙女庙到邵伯镇。邵伯镇位于运河之滨，是个繁华的水
陆码头。跨过运河，就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扬州。这本来是一个人烟杂凑，热闹繁华的市镇
，他们原想在此卖药、买药，考察一下世风民情，然而发现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种惶惶不安的神色，
人流中，还夹杂着背枪的丘八。回到旅店，店主人告诉他们，对面房间住进了镇保安团的人。前面有战事
发生，随时能把他们两个当做敌方探子抓起来，劝他们赶紧离开，可是他们除了药，没有回去的路费怎么
办呢？可是店主人看他们不衫不履，情形尴尬，怕惹祸上门，就一再催他们走，他们只好把药减价卖给西
药店，打道而回，浪迹燕赵，观览北京的壮举，自然是“老残梦断”了。
次日傍晚，他们就搭了一只运鸭的船前往湖口。这次半途而废的流浪史，对父亲影响巨大，事隔30年
后，他在《写作生涯回忆》说：
在这段旅程中，我毕生不能忘记，木船上鸡鸭屎腥臭难闻，蚊虫如雨。躲入船头里，又闷得透不出气
，半夜到了一个小镇，投入草棚饭店，里面像船上统舱，全是睡铺。铺上的被子，在煤油灯下，看到其脏
如抹布，那还罢了，被上竟有膏药。还没坐下呢，身上就来了好几个跳蚤。我实在受不了，和郝君站在店
门外过夜。但是郝君毫不在乎，天亮了，他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