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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斯言！这两部书虽然一是小说一是小品文，但把二者印证的读，就如同嚼橄榄，回味无穷。
父亲写完了这部小说，就患了大病，一病3年，病愈后，虽也恢复了写作，但记忆力与能力都大大降
低，远不能和病前相比了。根据《巴山夜雨》的创作，我有一个预感，如果他不得病，可能他的思想和文
风都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巴山夜雨》在报上连载后，还没有出单行本，父亲就得病了。他去世后，我出于尊重、缅怀之情，
用了数年的时间，亲自或请人帮助，把这部长达60万字的小说，一个字一个字地从报上抄了下来，本不是
为了发表，而是作为父亲的手泽留为纪念。1986年因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敦请，交由他们出版单行本，把这
部父亲病前“痛定思痛”的“压轴”之作奉献给当今读者，使之多结识一些文字之交，我也算是为父亲了
结了一个心愿，感到异常欣慰。
第56节：病榻缠绵有3年（1）
病榻缠绵有3年
1949年的5月下旬，晚饭后，父亲给两位读初中的哥哥补习英语，讲着讲着，突然他啰哩啰唆，口齿
不清起来，而且越说越困难。两位哥哥越听越觉得不对劲，抬起头来看父亲，只觉得他晃悠悠地站起来，
摇摇晃晃地走。两位哥哥急忙把他搀扶到睡榻前躺下，谁知父亲一躺下，就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了。两位
哥哥吓坏了，立即大叫，全家人看到父亲危急的样子慌作一团。还是母亲沉得住气，立即打电话请一位和
父亲有10年之交的张大夫火速赶来。张大夫很快来了，检查了父亲的身体，说很危险，可能是脑溢血，要
立即送医院。母亲赶紧派
了家人，把父亲抬到离我家最近也是当时最好的中央医院。经检查，确诊是脑溢血，生命危在旦夕，随时
有可能停止呼吸。经过医生的及时抢救，父亲昏迷数天之后终于醒了过来。但是他的记忆力受到很大破坏
，除了只认识母亲，连家里人也不认识了，说话也相当困难，仍有生命危险。那时，母亲怀着3个多月的
孕，她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住在医院里，昼夜陪侍父亲，父亲的吃喝要一口一口地喂，父亲的便
溺也都要在床上方便，母亲不厌其烦地为父亲擦洗身子。苍天不负苦心人，奇迹终于发生了。父亲以坚强
的意志，战胜了死亡的威胁，他活过来了！
父亲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才回到家里。他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的经济来源断绝了，平素又没有什么积
蓄，母亲很着急，又得瞒着父亲。于是她变卖了自己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着家用。
父亲的这场大病，固然是他一生伏案挥毫，绞尽脑汁有关，但埋下的病因，却要从他“自愿”辞去北
平《新民报》的职务说起。许多没有见过父亲的人，总是从“书如其人”来推测，以为他长于辞令，精明
强干，洞察世事皆学问的人，其实大谬不然。生活中的“张恨水”是一个寡于交游，憨厚老实，木讷少言
，略显“土”气，不善于周旋的书生。所以在他的朋友中，曾有人戏言，在谈笑风生的朋友群中，“谁最
不像张恨水，谁就是张恨水。”事实确实如此，父亲虽然倚马才高，万言立就，但是在生活中，却充满着
天真，常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去对待世事和人际关系。“知夫莫若妻”，母亲就常打趣父亲是个十足的“书
呆子”，用书本来套生活，是“猴吃麻花———满拧”。父亲尽管已是蜚声国内外，但他自视平凡，从来
都没有特殊之处，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熏陶，以真诚待人，不把名利置于心上而淡泊自甘，以为别人
也像他一样，这是他的缺点，自然也是他的优点。报社本是个复杂的场所，父亲虽然办报有方，但却不善
处理人际关系，更不懂得报社内部的权力之争。此时总社派来了副经理曹仲英先生和总编辑王达仁先生。
第57节：病榻缠绵有3年（2）
王先生年轻活跃，很想有番作为。父亲当时的职务是《新民报》协理、主笔兼北平社经理。虽然北平《新
民报》在父亲的惨淡经营下，受到北平市民的喜爱，数年间其发行量一直居北平各大小报之首，亦是《新
民报》五社八报之冠。仅以此而论，可说是成绩斐然，为《新民报》立下了汗马功劳，理应受到嘉奖，然
而事实却不然，他得到的是一个相反的结果。既然总社派来了人，新任总编辑王达仁先生又很想有番作为
。父亲再任职，就有些不识时务了，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父亲于1948年秋，辞去了北平的《新民报
》的职务，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北平《新民报》，结束了他奋斗30余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
憔悴”的报人生涯。从此，我再也没看见过他坐在大餐桌前，编辑稿件或安排版面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在北京刚解放不久的1949年的春天。当时北平的《新民报》还完全由王达仁先
生主持，3月2日至4日，王先生在该报用了3天的时间发表长文，给父亲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把父亲
说成似乎是“国民党在新民报的代理人”。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使父亲受了很大的刺激，对他的精神及
身体都影响很大的。虽然后来真相大白，王达仁先生也亲自登门向父亲赔礼道歉，请求原谅，但那已是后
话，是父亲大病数年后的事情了。
就在父亲家中养病期间，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于北京隆重开幕，父亲被邀为
代表，而他却因病未能出席。会后大会派人来看他，并送来了一套约50本的“大众文艺丛书”。同月，他
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不久，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的工资，使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证。
与此同时，他的老友也都给了他无私的援助和深切的关怀。上海的《亦报》和《大报》，将父亲的旧
稿在两报连载，使父亲有了一些稿费。当《亦报》把《五子登科》易名《西风残照图》连载时，因为父亲
没有来得及写完，而报社不希望稿子半途中止，父亲在病中又不能执笔，左笑鸿叔知道后，便主动地无条
件将书续完了。1956年该出单行本时，父亲已恢复了写作能力，便又重新续写，这续写部分先在《 哈尔
滨文艺》杂志连载过，所以现在读者看到的《五子登科》则完全是父亲的手笔了。父亲恢复写作后，有了
稿费，叫我带上在当时为数不菲的一笔钱，去交给左叔，算是酬谢病中的帮助和友谊。但是笑鸿叔说什么
也不要，叫我原款带回，并亲自登门向父亲说明情况，父亲在无奈之中，请左叔在西单商场楼上西餐厅，
吃了一顿西餐，由我陪同，所以我“蹭”了一顿丰美的俄式西餐。笑鸿叔及其他父执对父亲的友谊，使他
感到很温暖和欣慰。
也许是心情好的原故。父亲的病情也逐渐好转。病后两个月，他便能“牙牙学语”；3个月时，竟能
扶着手杖出门看望老友了。当他颤颤抖抖地亲自登门看望笑鸿叔时，笑鸿叔大喜过望，激动得热泪盈眶。
父亲到医院复查，大夫高兴得连连说：“张先生能恢复得这么快，这样好，真是奇迹！真是奇迹！”
当时，家中虽然经济拮据，但母亲省吃俭用，尽量为父亲创造一个良好的养病环境。可能是因为父亲
有病吧，我们兄妹似乎成熟了许多，也更加和睦友善了。除了母亲给父亲做一些好吃的，我们每日都是粗
茶淡饭，但却使我们懂事用功起来。在这样安静祥和的环境中，父亲身体恢复得令人吃惊的好，当他能够
离杖走路后，便开始练习写墨笔字。他一生都在勤奋地学习，一个大半辈子笔墨耕耘的人，倘不写作，那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病魔虽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