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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系主任陈
，研究生部孙欣，另外包括摄影系赵非、何青，美术系韩刚，表演系谢园，等等。我希望这些有实践经验及阅历的同学能够回学校给现在的学生们讲讲课。其实现在的孩子还是挺可爱的，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学校应该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环境。我给的规定动作一定要做完，自选动作自由发挥。有危险的时候，这帮过来人能够坦诚地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能力，可能这件事情比较适合他干就是了。但很明确的一点是电影的各个行当都要有人干，电影教育同样需要人。要说是不是我比别人更适合干这件事情，其实也未必。我觉得我留在学校主要是对教书这件事情比较熟悉，也有可能是性格当中对教师的职业有所留恋。至于说到责任、良心、觉悟之类很高高在上的词，其实谈不上。在这个行当里时间长了，能看到在教学当中我们当年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不足是什么，现在我们在教学生时希望能够尽量避免这些不足，少留下遗憾。至少我们这帮人还不是特别老，还没有老到需要天天回忆往事，还都能想想新的事儿，去折腾折腾。
守家谈不上，就说在电影学院教书这事，总得有人干。现在我们这些人无外乎做两件事，拍一些片子，为电影市场做点事；再一个就是培养人，也为这个市场做点事。我琢磨培养一代人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有意思。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何群
当初的我们那么单纯
看他当时的照片中一脸“愤青”的模样，猜想应该是一个偏执、孤僻、狂暴的人，但有趣的是何群在“78班”中人缘很好，相反倒是个比较“合群”的人。
更有趣的是“78班”美术系中有很多同学后来都做了导演，何群、尹力、冯小宁、霍建起、韩刚、戚健等等，而且都非常出色。何群说虽然改行了，但是一到拍摄现场看到的最多的毛病还是美术方面的，如果可能，他还想做回美工师。
何群：当初的我们那么单纯
高考前的工作是修暖气
那时候比较坚持的一点是读书第一位，我那时22岁，在北京郊区的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机修厂当管道工，干了5年，主要就是修暖气，已经算是错过上学最黄金的年龄了。恢复高考好就好在让我们这帮人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后又有了一次难得的上学读书的机会。那时候并不是以热爱什么为标准，就是觉得进学校读书就是进天堂。我琢磨自己有什么技能可以走进大学校门，当时我们这拨人的中文基础主要就是背毛主席诗词，数理化都很薄弱，只能考虑文科类。当时能够避开考数学的专业一个是体育类，一个是艺术类。
我的父母都是画画的，他们也教我，希望我能画画。我当时也考虑过要上体育学院，因为上中学的时候体育很不错，而且正经练过一段，1971年的时候还得过北京市中学生400米跑的冠军，所以也想过报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当个体育老师总可以吧。
我有反叛精神的善良
我看书看得挺早的，1969年的时候我就把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看了，还有《麦田里的守望者》，记得是社会科学院的“白皮书”。应该是在1969年左右就开始听“披头士”了。刚开始学画时就开始临摹毕加索、马蒂斯的画。在当时的情况下接触这些是一定会受到批判的，可是我看书的欲望特别强烈。
这种相对的自由与环境有很大关系。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年轻人只有两种娱乐方式，文字娱乐就是玩命看书，视觉娱乐就是看电影，要说热爱，每个人都热爱电影，因为没别的可选择的。但是无论是电影还是美术，完全按照专业去做其实挺痛苦的，不可能全都满足，有很多技术的东西在里面。我现在想，如果当初不学电影而是学习别的东西或许和现在一样，干得好不好归根到底是性格问题而不是选择专业的问题，性格上是不是较劲，有没有要干就把它干好的劲头。
我是有反叛精神的善良，善良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骑在你头上欺负你，善良不能代表软弱。
五个系像一个大班级
印象中“文革”刚结束我看的第一部名片就是《魂断蓝桥》，我当时对人物命运的感叹和伤感印象特别深，实际上是还没有跨入电影这个大门时的最初的冲动。因为那是神秘的，你还没有走得那么近，是在外围，但我始终明确的一点是一个好电影一定是有故事的。记得入校后我观摩的第一部电影是前苏联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影片注重塑造人物，直到今天我都认为现实主义的东西是最有力量的。我感觉我们这帮同学里直到今天还很执著坚持自己的东西、还不被商业所同化的导演只有一个，就是田壮壮。就像练毛笔字，不写柳体，不写赵体，写很难写的非常不讨好的很拙的颜体，我欣赏也佩服这样的劲头和这种电影。
美术设计专业是以培养电影布景师为目标，绘景班的专业是布景绘制、天幕彩绘。受“文革”时样板戏的影响才设置了绘景这个班，两个班一共招了27个人。入学不久绘景班的同学写信给文化部教育司，请求把绘景改成美术设计专业。很快得到批复，美术系的两个班按同样的教学方案上课。
分配我们跟大片，韩小磊导演的《见习律师》，我跟的是那个组的美术，组里还有李少红、彭小莲，摄影系穆德远，还有赵劲和江海洋。当时我们各个系之间可熟了，感觉特别像一个大的班，因为拍电影本身就是以合作为基础，大家都知道，导、摄、美、录、表这五个系的同学今后肯定要一起合作的。
被放逐的伤感人生
分到广西厂真正改变了我的创作路子，跟了《一个和八个》，跟了《黄土地》，后来又跟了《大阅兵》。这三部片子对我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这可能也是影响我后来去做导演的原因之一。其实用一句咱们的老话，“有得必有失”，那么我们就是“有失才有得”。回想起当时我们分到广西，是最偏远的一个厂。我们觉得有点像充军十万八千里，不小心都快到越南了，到前线了，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
记得当时广西厂要12个人，定下7个，最终去了4个。去广西的时候，我和张艺谋一起走的，晚上我们打了一辆华沙胜利20的出租汽车，我们是晚上11点59分的火车，坐的硬卧，当时挺伤感的，摄影系穆德远来送我们，有点诀别的意思。我在北京二十多年，户口本一注销，提着一个手提箱、一个木箱上了火车，从此以后你就不是北京市公民了。后来我到广西第一件事是买了个电视，每天窗帘一拉，晚上看《新闻联播》，跟在北京一样。
今天多少有些无奈
这么多年干过来，干到今天已经变化非常大了，我小时候要是知道电影这个行业现在是这样，我肯定不干了。现在已经不是当初想象的那么崇高了，经过了一个政治压抑的年代，人也挺扭曲的，而人到中年的时候又经历了一个商业革命的时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人同样也挺扭曲的，一个是精神上的，另一个是钱和利的诱惑。小时候因为比较封闭，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十几岁的时候如果我一直痛苦，怎么能活到今天。其实真正难受的时候倒是现在这个时代，标准在渐渐丧失。回想当初我们是那么单纯。
如果大家很诚实的话，谈到过去那一段还是有很多眷恋和真诚，但是说到今天多多少少有一些无奈吧。真的特别希望还怀有那种炽热和执著，每一次拍戏的感觉都跟初恋似的兴奋，最怕的就是拍着拍着眼睛里全是沙子，还以为自己有沙眼呢。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冯小宁
“能做也能说”的人
冯小宁是78班同学中最敢说话的人，不说则矣，一说就要说个痛快，而且基本属于直言无忌的那种，每每语出惊人，都能看到他眼中的得意。那些狂放不羁和锋芒毕露甚至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使得这个人呈现出特别好玩的一种特质，他说：“有的人是说了再做，有的人是做了再说，我是边做边说。”他基本属于那种比较好胜的孩子，用“孩子”这个词不过分，因为人家自己也说了：“我们是一帮放肆的孩子。”他说的“我们”是指“第五代”，基本所有的话题都指向了“第五代电影人”，既然是“我们”，当然也就包括他在内。
冯小宁：“第五代”是递增的
上天安排的“海盗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