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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百年史-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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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和八个》是我真正认识第五代的作品,我发现此前在电影学院对他们的认识都是不够的。我很有幸地拍了一部最纯粹的电影《孩子王》,尽管后来我也拍了很多糟糕的电影。我这样一个演员拥有过那样一部纯粹的电影,《孩子王》非常的深情和深邃。它始终没有强调个人,个人消化在大自然中,这个人不断地反攻自问:我到底是谁,我在做什么。一整部片子都在进行真诚的自我忏悔,每个人都有责任,都该负责任。这是一部作者的电影,没有任何其他的企图,不为了消费者,不为了商业,甚至电影的拍摄要求都可以抛弃,我们的表达不需要任何束缚。我们只要无限的忠诚,这是纯粹的内核和依托。
  当年我们的真诚是一扎就疼的,我、陈凯歌和顾长卫的眼神都是纯粹的,没有任何杂念。后来我一个人又回到了拍摄地,坐在云南的那个角落,马帮的铃声传来,人生在冥冥中的那样一刻凝固了。而现在无论我们怎样针灸都无法触到那个穴位了。
  心灵的窗户已经焊死
  我觉得第五代的这种激情在1994年就结束了,芝麻已经开不了那扇门了。这不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市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心灵的窗户已经焊死了,今生不会有余地再次打开了。
  我们在最青春的时候浑身赤裸地在冰天雪地里呼喊过一会儿,寒风刺骨,痛快淋漓,至今每每想起来都是痛至心扉的感觉。而当你再次刻意去呼喊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力量了。头一回“78班”的释放弄大发了,弄伤了,余下的日子就像《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说的,“一个成熟的男人懂得委曲求全地活下来”。我想这是反语,“一个明智的人选择在他的巅峰时刻遂性而去”。
  80年代,这样呼喊和爆发纷至沓来,对我们而言就是这个阶段的作品,田壮壮的《猎场扎撒》、陈凯歌的《孩子王》等等。我们生逢其时,身心尚幼的时候,碰上了“史无前例,皇帝不在的八月”,人性和生命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释放。面对市场,面对商业和消费者不应该是陈凯歌、张艺谋他们该做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时代变化了,我们有一半留在了80年代,心灵已经在那里焊死了。即使延续,时代也不能理解了,也不会是完美的结局。但是我们的另一半因为生命的延续被拉扯进了新世纪,这个舞台并不是最能展现我们的地方。但是这就是真实的“78班”,他们现在的经历也是自然的。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张会军,当年是北京电影学院78班摄影系的学生,当过三年的摄影系班长,作为一直留在电影学院教书育人、守家护业的人,他认为“培养一代人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有意义”。2002年,北京电影学院78班电影人再聚首的时候,张会军成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距离大学毕业整整20年。


“78班”之张会军
    当院长这事总得有人干
  张会军,当年是北京电影学院78班摄影系的学生,当过三年的摄影系班长,作为一直留在电影学院教书育人、守家护业的人,他认为“培养一代人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有意义”。2002年,北京电影学院78班电影人再聚首的时候,张会军成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距离大学毕业整整20年。对于张会军来讲,他觉得现在的孩子有和当年的他们同样的电影热情,但是缺少的是历练磨难和对社会生活的体味。他希望他的学生们都能成才,就像当年的他们这拨人一样。还在成长的学生们以及大学的纯真年代永远是可爱的。
  张会军:“两个大学”的求学经历
  学摄影之前教过体育
  我是1956年出生的,导演系里面有不少比我大的,但摄影系张艺谋最大,我老二,我们78班五个系157个人,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12岁,几乎是两代人了。摄影系最小的是赵非,入校的时候才17岁,年龄小的和年龄大的经历不一样,但也有好的地方。像我们这帮人都是十几岁插队或者当兵的,没上过初中、高中,完全是在社会大学中学习的。经历这种动荡和苦难以后,把年轻时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融入创作中,磨难出人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算是赶上了好时候,等我们毕业的时候,中国电影需要很多一线的创作人员。
  我之前曾经在北京教育学院当过4年的老师,什么都教。那会儿正是“文革”后期,教书也不是很规范,所以我连体育什么的都教过,也当过团委书记,干过行政工作。但是脑子里特别明确的一点是:上大学是唯一的出路。恢复高考了,我很激动,记得当时还跟单位闹得挺僵,因为要请假复习文化课。当时只让我报师范类的院校,因为我在教育学院教书,不能跨学科考,由于体育类和艺术类院校提前考,我就先报了电影学院,报的是理工科,记得当时的语文题就是《我站在金水桥上》。
  没去上人大新闻系
  当时说实话还真没有把握能考上。我又参加了统一高考,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报的是人大新闻系,结果复旦差了5分。在高考完的第三天我就接到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了,过了几天人大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最后决定人大不去了,想干摄影。
  我也是经过客观分析的,也动过脑子想考表演系或者导演系,那时候脑子也热。后来一琢磨要考表演系得长成王心刚或唐国强那样的,长相普通没希望;另外在很多人面前表演自己实在有心理障碍,这跟上课不一样。有学生对我说,“张老师,您现在几万人面前都敢讲话。”我说这是两码事儿。导演系因为也要考表演,还是算了吧。而考录音呢,我掂量了一下,我音乐不好。考摄影吧,我喜欢画画,但是考美术系当时自认为不行,看到招生简章中说摄影系要求会画画,考进来的很多人像顾长卫、侯咏、吕乐他们画画都很好。绘画和摄影是相通的,很多专用名词都一样。
  扯“蒙太奇”的都没考上
  记得去考试时心里也挺嘀咕的,因为总有看过一些书的人扯一些名词,像“蒙太奇”、“长镜头”,还有西方电影流派中一些重要电影人物,我当时扯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人家说口试就是问这些词,我挺害怕的,也临时找不着书看,后来一想随机应变吧。结果那些转名词的人,一试完了走一拨,二试完了又走一拨,到三试基本走光了。
  78班里超过50%的人都是有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只有20%左右,老师不怎么考名词解释这些书本知识。你想那时“伤痕文学”已经有了,美术的新观念也有了,包括西方流派的东西,流行音乐和传统音乐的对峙等等,他希望考生你是对现在发言,谈你的观点和看法。那时候更多的就是看学生为人处世的方式,另外看你回答问题的时候是很机械地背书本,还是肚子里装着东西想要通过电影这种方式来表达。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不问你“一加一等于几”,而是问你“等于二到底有几种可能”。当时还不是应试教育的思维方式呢!
  和张艺谋一起被抓补考
  当摄影系的班长这事情比较杂,就是服务,那时没有领导的概念。当初刚进校门记得挺大的一个打击就是第一次物理测验时,我和张艺谋没及格,觉得比较郁闷,挺没面子的,我们俩年龄也比他们大嘛,后来使劲学也都考及格了。在班里我的学习不算特别好,大家各有所长,没有一边倒的。那时候我们也搞舞会,舞场里面四个大灯,我和艺谋就负责打灯,我们就宣布下面可能要关一会儿灯,灯慢慢熄了,就听见下面是特搞笑的亲吻的声音,其实肯定不少人在亲自己手背呢!我们那会儿不是都进城到小西天这边看电影吗?结果有一次没赶上班车,那也得回学校啊,后来就扒着人家垃圾车,站在车斗后面的杠上回来的,就感觉一路上那垃圾尘土一个劲儿往脸上扑。
  毕业分配时大家都满怀热情,主要就是考虑怎么能更快地独立拍片子,当初是八一厂要我,可是不可能去了,已经确定留校了。因为上大学之前就当过四年老师,对学校的事情“门儿清”,每个环节该怎么做,挺快的就熟悉了。
  教书这事总得有人干
  我们现在各系的主任基本都是78班的,我一个,副院长是导演系的谢小晶,导演系主任田壮壮,摄影系主任穆德远,美术系主任王鸿海,录音系主任黄英侠,表演系主任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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