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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接到电影学院老师的回信，表示我其实适合考电影文学系，可是当时电影学院还没有设文学系，说让我在自己的实践中创作，其实就是把我否定了，后来连招生简章都没有给我寄来。很有戏剧性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比我小，是应届毕业生，他开玩笑似的到电影学院要简章，结果要到了，但是他又不想去，结果就让给我。当时如果没有朋友的这个报考表格，也许我就不会和电影学院有什么后文了。想起来真是有意思，冥冥之中帮助了我。
电影学院最大的好处是自由
原来自己看电影喜欢总结一些东西，没有老师指点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后来到了学校后就可以印证自己总结的东西到底对不对。另外，我觉得电影学院区别于别的学校最好的一点是无比自由的氛围。老师对我们更多的是启发，而不是像戏剧学院那样正规，所以当时说“电影学院出导演，戏剧学院出表演”。西方电影一下子进入后，老师和我们几乎是同时开始接受这种新的电影观念，“教学相长”。可能正是这种自由驰骋的感觉给了我们反传统、革新的勇气，所以后来《一个和八个》的出现与学校培养出来的东西是分不开的，像长在身上一样。
我原来和电影毫无关系，到电影学院以后如饥似渴地需要借鉴大量的东西，特别是和壮壮、凯歌他们这些电影世家的孩子比起来，我的电影基础就比较薄弱。那时我看东西比较杂，哪怕这个片子有一丁点值得学习的我都记下来。我实际借鉴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各种片子的影响都有，具体到哪一部影片倒是很难说清楚了。
毕业“捆绑”去了广西厂
当时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各个系的人配置到一块儿分别组成几个拍摄小组拍短片。我当时觉得五六个导演在一起弄一个片子特别容易混乱，也很难统一意见，所以积极性不是很高。就在这时候司徒兆敦老师跟我说，电视剧制作中心那边有一个电视剧可以拍，不是胶片是电视短片，问我是否愿意去，我就没跟他们在一块儿，一个人去拍了。这个片子叫《路》，剪完后一个小时多一点儿，主演是周里京。
记得“第五代”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好像把我们几个人老弄混，当时经常出现吴子牛的照片，文字上说的是我。可能大家觉得这帮人的模样都挺像的。我的胡子是一毕业就留的，也不是特意留的，就是因为人比较懒，每天刮胡子是很麻烦的事情。后来我发现我们班的好几个人，比如田壮壮、凯歌、吴子牛当时都胡子拉碴的，不修边幅的样子。可能做这个行当对生活本质的东西看的比较重，相反不太注意外在的东西。
毕业分配的情况很严峻。谁不想留北京？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北京的学生都不一定能留在北京，外地学生就更别想了。我是从新疆考过来的，但是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当时没有指标，我不会回去，到哪儿都一样。我当时比较想去潇湘厂，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去广西厂，我虽然心里有看法最终还是服从分配去了。当时已经确定的有摄影系张艺谋、肖风，美术系何群，他们找到我说已经定下来我们几个要去广西了，一定让我去，说否则就没有一个导演，整个组不完整，意思是我们几个今后就绑一块儿了，今后互相照顾干点事情出来。结果“绑一块儿”的这几个人拍出了《一个和八个》，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李少红的影视剧被冠以唯美主义的称号，她的作品都有精美的画面、考究的服装和诗化的语言，而这些影视剧的主人公清一色的都是女人。在那个曾经“中性化”的年代里，李少红在懵懂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然而内心并不安分的她却一直在寻找“出走”的机会，电影最终成了她出入梦想的途径。
“78班”之李少红
探索女性情感和精神世界
李少红的影视剧被冠以唯美主义的称号，她的作品都有精美的画面、考究的服装和诗化的语言，而这些影视剧的主人公清一色的都是女人。在那个曾经“中性化”的年代里，李少红在懵懂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然而内心并不安分的她却一直在寻找“出走”的机会，电影最终成了她出入梦想的途径。
从电影学院毕业到结婚育女，在78班同学纷纷拿出彪炳史册的好作品时，李少红直到1988年才独立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银蛇谋杀案》，她饶有兴致地塑造了一个孤独怪癖的杀手。当那些敏感的成长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李少红也逐渐形成了以主观而局限的女性视觉来感受历史的独特的电影风格，她鲜明而执著地去探索女性个体的情感和精神世界。
李少红：目标很坚定，就要做导演
一首长诗打动老师
恢复高考时是想报考医学院的，因为当时我在南京军区基层部队医疗队当护士。我母亲在北影厂，但她当时不太赞成我学电影，因为她自己切身体会搞电影实在太辛苦了。
后来决定去考电影学院，是因为喜欢。从14岁到17岁，我在四川当过4年电影放映员，放过很多电影。小学读到六年级，后来基本靠自学，记得当时把县城图书馆的文学书、历史书一本本借来读，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都是那时候读的。对人的描摹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愿望，或许这与电影有关。
考试时我朗诵了一首长诗《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根据考试规定，一个考生只能朗诵5分钟，人家跟我说你朗诵这首诗没人敢打断你，结果我朗诵了整整15分钟，果然监考老师没一个人喊停。
读书看片谈恋爱
在电影学院最大的收获是大量的阅读。这种阅读既包括阅读电影更包括读书。我当时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看了很多历史书籍，尤其是世界史部分。看书第二多的就是现代文学，我现在还留有当初买到的那套很早翻译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名著，可真是宝贝一样珍藏着。
当时特别厌恶一切艺术中的虚假，厌恶得很，而最贴近生活反映真实的片子我们就很喜欢。比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后来还有法国新浪潮。黑泽明的影片给我很大震动，《罗生门》让我思考个人化心理电影的拍摄方法，还有特吕弗的《枪击钢琴师》、《四百击》等，记得当时我们做很详细的读片笔记，这些影片对我们后来的创作也的确影响很大。
曾念平当时在电影学院比我们都高一届，但比壮壮、凯歌他们都小一些，比我大一岁。那时他已毕业留校任教了，我们这班人拍毕业作品时，曾念平是摄影指导教师。到了大学最后一年我们好起来的，那时候特别单纯，就是想嫁给他，我们既可以是事业上的伙伴，又可以是生活里的伙伴。
好像一下子就懂了导演是怎么回事
到了开始小组拍毕业作品时，田壮壮带了一大帮人拍《小院》，潘渊亮他们拍的是《我们的田野》，夏刚他们组是《我们还年轻》……当时是整个78班各个系弄散了组合成摄制小组。还有另外一批同学是到电影制片厂跟着正在拍摄的片子做导演助理，凯歌当时跟儿影王君正导演拍《应声阿哥》，我、彭小莲参加青年电影制片厂韩小磊导演的影片《见习律师》，韩小磊导演也是我当时考电影学院时的考官之一，我印象特别深。拍作业有拍作业的好处，跟剧组也有跟剧组的好处。
毕业分配也有很多波折，因为我进校之前是军人嘛，算是南京军区的兵，退伍转业复员到北京，我的户口所在地是北京。这就比较麻烦，如果是军人应该是要分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但因为已复员就不知道该去哪了，后来档案就转到高校，重新分配后，到了北影厂。
记得当时还有一插曲，广西厂当时来电影学院要人时，导演系没有人，摄影那边张艺谋、肖风，美术系何群已确定要去，他们要找导演系的同学，否则组不成一个摄制组，他们还鼓动过我。我当时热血沸腾都想去了，最后没有去，结果导演系去的是老大哥张军钊。
1982年的时候，我和夏刚给老前辈谢铁骊导演的《包氏父子》做副导演，记得当时做字幕的时候上面不让上我们的名字，因为当时刚刚毕业，好像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