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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和农民生活最初与我并不是很密切，因为我出生在县城，念书在济南，当时心里是很得意的，有种优越感。我们赶上的时机很好，1948年济南就解放了，我毕业后参加山东省文联人民文工团，后来文工团并入山东大学，我有机会在山大的戏剧科学习。当时团里的大部分人员都来自农村，非常朴实，身上有一股劳动气息。在文工团的时候我是做演员的，印象很深的是我拍的第一部大戏就是一部农村片，名字叫《王秀凤》，那时我刚刚19岁，但在片子里饰演的却是王秀凤的老公公。
1952年我从山东老区算是“调干”来到上影，记得当时有四十几个人从山东来到上海。那年正是上海八家民营电影公司合并，也就是民营电影国有化改造。开始作为演员演过老导演沈浮的《斩断魔爪》等戏后，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去学导演。于是从场记到助理导演再到副导演，直到1980年升为导演。《喜盈门》算是独立完成的首部大戏。
一手把锄头，一手写剧本
我的这几部农村片都是在山东拍的。《喜盈门》的编剧辛显令当时是在文化馆，写一些“小戏”，也写诗歌。而《咱们的牛百岁》编剧的袁学强就是农民，一手把锄头，一手写剧本。他们的优势是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劣势是对电影不熟悉。
里面还有好多故事，我在“文革”期间拍过一个小戏就是山东的本子，本子就是辛显令写的，我们是老乡，以前就合作过。《喜盈门》的本子最初递到厂里没有多大反响，我就让辛显令递到其他厂试试，可能70年代末大家还都陷在“伤痕电影”、“反思电影”中，对农村题材的片子没人重视。1979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为什么农村片这么少”的问题，各厂立马重视起来，都开始抓农村片，我对厂里说看到一个关于农村家庭纠纷的戏很好，厂里看后认为可以投拍。
因为当时厂里对于剧本的要求很高，质量严格把关，作者到上海来两个多月一起改剧本，当年就住在永福路上的上影文学招待所，那时我们熬夜再加上抽烟抽得厉害，每个人张开嘴，舌头都是黑的。
越靠近农村，掌声就越多
剧本完成后，影片拍起来就很顺利。那时各个厂都有个传统，就是影片完成后要有答谢放映，我们带着留厂拷贝巡回演出似的一级级往下跑。因为是上影拍的，就先在上海放，观众的笑声我都数得清楚，应该是在四五十次；后来到了济南，那里观众的笑声是七八十次；再到烟台，笑声达到一百多次；到了县城平度，笑声是一百二三十次；真正到了农村，笑声是一百七八十次了。我就感慨，这样的影片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越靠近家乡，掌声和笑声就越多，因为这些老乡真正懂得这部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
辛显令说他体验生活时，感受最深的就是村里人特别爱看电影，放映队来了，男女老少早早到放映场地去占位置，看不完就不散，许多人还追着放映队到外村去看。那时不少家庭婆媳矛盾都很激烈，有的甚至当街打骂，他琢磨着通过电影讲述农村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家庭故事。记得一位农村老汉说，他在看的时候注意四周的小媳妇、小伙子，害羞、低头的往往是不太孝顺的，哈哈大笑的是比较孝顺老人的。我想，这个老汉可真不简单，他是最棒的影评家。
要拍农民戏，先拜农民师
我后来还拍过部队戏和戏曲片等，很多类型和题材也都尝试过了，拍了一圈觉得自己打心里面还是喜欢农村戏。虽然农村戏登不了大台面，电影评论界对于农村戏也有各种看法，有的认为它在艺术价值上不高，这种声音一直都有，但我并没有受太大影响，既然是“百花齐放”，评论界当然也可以“百家争鸣”，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还是有广泛观众基础的。
前两年《咱们的牛百岁》的老班底一起又拍了一部农村片《嫂子》，王馥荔主演，在山东文登拍的，当地农民高兴得像过节一样，冒着大雨前来观看，许多人看得泪流满面。我始终有个观点，就是要拍农民戏，先拜农民师，我们的观众就在这里。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戴手铐的旅客》以“文革”时期为背景，描写的是一位受迫害的公安干警如何不计个人安危、克服重重困难，将盗取国家武器机密的特务绳之以法的故事。年过半百的于洋（上）亲自出演动作场面，正是影片中的这些惊险场景吸引了大量的观众。
八零初类型片之反特片
1980年 北影拍摄《戴手铐的旅客》
“文革”结束后，一批反特影片重返银幕，像《黑三角》等片都取得了非常出色的票房与口碑。1980年，“22大电影明星”之一的于洋亲自执导并主演了《戴手铐的旅客》，将反特片的热潮推向了一个高峰。《戴手铐的旅客》结合了多种商业元素，又联系上“文革伤痕”这个大众关注的焦点，主题歌《驼铃》也深入人心，成为传唱至今的经典。
耳边响起驼铃声
那时，我本在着手准备拍摄《大海在呼唤》，突然在《电影创作》上看到一篇反思“文革”的报道，写文章的人曾经是山东的红卫兵小将。文章深深地打动了我，因为这段历史我太熟悉了。我马上找到马林（电影《邻居》的编剧）来帮我改编这个剧本，而且电影里的很多台词都是我自己亲自改写的，比如“拿大顶看世界，一切都颠倒了”。那时，导演是三军统率，可以对剧本作任何改动，原编剧无权过问。
电影开头的镜头是往人脸上泼墨水，打电话的时候一方说：“为人民服务！”另一个人回答说：“斗资批修！”街头卖菜的人说：“世界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有时候拍着拍着会觉得很难过，尤其是老战友自杀那场戏。当时拍摄战友家喝酒的镜头，我是真的把半杯酒一口倒进肚子里去，我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老战友的眼泪也马上流了下来。这些情节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切肤之痛的。
“文革”这段历史，在历史长河上虽然是瞬间，但对一个人来说却是艰难度过的漫长时期。“文革”时我是36岁到46岁，正值一个人的黄金时期，但这十年我是“反革命”。每个参与这部影片的工作人员都倾注了自己的切肤之痛，我们是用心、用感情、用眼泪去拍摄这部影片的。
“怎么‘文革’又来了？”
我们把电影拍摄基地选在了大同，当时剧组工作人员连夜重新布置街道，在墙上刷标语，把大字报重新贴起来，红卫兵活动的舞台也再次搭建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上班的人看到这情景都吓坏了，当地公安局接到很多询问电话：“怎么‘文革’又来了？”
可见大家对那段历史都感到毛骨悚然，再也不愿经历“文革”了。后来，是在大同市委和公安局的帮助下，通过广播向大家解释这不是真实的，只是在拍电影，才安抚了当地受到惊吓的群众。当时拍电影时需要很多群众演员，大家都是自动地来帮忙，不要任何报酬。我想这是因为人们对这段历史太有共识了，教育太深刻了，再也不该让它重复。
“骆驼”不能去掉
刘杰坐上火车跟踪从北方逃往印缅金三角的特务，怎么能在路上看到骆驼？骆驼是只有在北部地区才有的动物，云南那边不可能有什么骆驼，这是影片中的一个小问题。
最初的剧本中特务苏哲是逃往苏联的，但拍摄影片时为了避免历史敏感问题，我们把逃亡路线改往了南方，后来的场景都是在云南拍摄的。但是“骆驼”的场景不能去掉，刘杰也被称作“骆驼”，这个名字十分适合这个人物的性格：耐久、有毅力、坚忍不拔。而且我们想到即便从北边绕过去，也可以拐到云南，问题不太大。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当时考虑让影片好看的问题。南方的景色也比较美，拍出来好看。另外，蔡明演的那个小孩，剧本里本来写的是男孩，我把他改成女孩了。我觉得最后女孩的出现能给影片增加点色彩，挺有意思的，再说当时女孩出去串联也是化装成男孩。
没有高科技，全是真功夫
我是山东人，山东人比较讲究习武，我在部队时学过擒拿格斗，演我助手的青年演员马树超是货真价实的警察，他来自石家庄公安局，有一身好武功，所有的武斗场面几乎都是我俩设计的，没有找专家。当时没有高科技，全是真功夫。我拍摄这部电影时已经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