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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破晓，两强相争
“百花引出金鸡”
金鸡奖设立之前，中国电影界已经有百花奖和1980年由文化部创立的政府奖（也就是后来的华表奖）。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再另外开辟一个大奖呢？
上世纪60年代初创建的百花奖在停办了十多年后，于1980年恢复。获奖名单公布之后，一般的舆论都是肯定的，允许群众评奖是电影开放的标志之一。记得在香港有个评论，意见就是恢复了百花奖很不错，但另一方面，一般群众未必能把握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专项评定。
再者，经历几十年的动乱，中国电影从创作到评论都处于荒芜期，而当年刚刚吹起改革之风，大家思想比较解放，希望有个场合能让艺术家交流，自由地评价电影。此前，主持电影工作的夏衍和陈荒煤已经有了专家评奖的设想，后来就由影协的代理书记林杉牵头征求了电影界主要领导和专家的意见，结果大家很赞成，表示除了政府奖和群众奖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电影专家评的奖。
金鸡奖创立之后，百花奖的一些专项奖如最佳摄影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就取消了，交由金鸡奖来评。
两强角逐，争论激烈
第一届金鸡奖最有竞争力的影片是《天云山传奇》和《巴山夜雨》。评委分成两派，大家都充分肯定这两部电影，但各有偏好。因为多少年都没有自由讨论的机会，大家热情很高，结果争论得非常激烈。白天看影片讨论，晚上有时候也开会讨论，很多评委到房间了还继续争论。
当时是两个评委住一个房间，有一间住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导演沈浮和另一位老同志，他们当年大概都已经有六七十岁了，晚上还是继续争论不休。工作组的同志向上头汇报了这个情况，以至于主持会议的人特意来对两个老同志进行劝说：“我们本身就相当忙，你们还这么争？都这么大年纪了，要注意身体。”
一直到最后投票，黑板摆在前面，《天云山传奇》唱一票，《巴山夜雨》唱一票……大家看着一会儿这个上去，一会儿那个上去，都很紧张。结果《天云山传奇》比《巴山夜雨》多了一票，支持《巴山夜雨》的评委就有些丧气。
有个评委提出：“是不是咱们把它们并列成最佳，让多一票的《天云山传奇》放在前面。”听了这话之后大家觉得很好，就把它们并列了。但是这个结果在报批之后，有了一点小小的调整，《巴山夜雨》被调到前面。评委们接到这个消息后，当然不满意，说我们这么严肃地讨论，可否再考虑考虑？经过反复磋商，最后还是按调整的方案公布于世。
“金鸡”之名源自周恩来题字
1981年正好是鸡年，而且正是在酝酿金鸡奖的前后正好发现了周恩来写了一个条幅：“闻鸡起舞”，因为周总理生前非常爱护和关心文艺界，就把这个专家奖定名为“金鸡奖”，而且把条幅复印下来作为金鸡奖的礼品，每个评委得到一个条幅，得奖者的奖品也是金鸡奖杯和条幅。作为对艺术成就的一种肯定，金鸡奖不提供什么物质奖励。
评奖三宗旨：民主、学术、争鸣
金鸡奖评奖有三条宗旨：第一条是民主，所有的评委都必须是以个人身份来参加。当时文化部管电影的副部长陈美为了避免官方影响金鸡奖民间评奖的风气，规定官员不许参与金鸡奖，而且头几年金鸡奖的评委开会的时候，不但没有报酬，而且连吃饭的饭费都得自己交。第二条是学术性，就是说不仅要评出奖项，而且在评奖过程中要进行学术讨论，对我个人来说，参与评定金鸡奖就等同于参加一次学术研讨会，从中受到很多教益，因为之前30年国内电影界从没有这么一个固定场合，可以让大家无顾忌地各抒己见。第三条是争鸣，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充分讨论。
可以说，80年代的金鸡奖基本上贯彻了它的三条宗旨，所以当时的金鸡奖在电影界享有很高的威望。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第四代在北海“读书”
1980年 第四代登场之“北海读书会”
第四代导演是一批迟到的耕耘者。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电影创作恢复正常，率先充当传统意识和传统电影最初挑战者的正是他们。谢飞、郑洞天、杨延晋、张暖忻、黄健中、丁荫楠等二三十人成立小沙龙式“北海读书会”，并写下宣言。这被看作是“第四代导演”群像的写照。“第四代”电影人对电影本性的认知和探讨拉开了中国电影新时期的序幕，那个“理论滋养灵感”的时代到如今使人加倍怀念。
那几年，他们撮饭、喝酒、读书、谈理想
时至今日，谢飞、郑洞天、杨延晋、滕文骥、张华勋、丁荫楠这些被笼统地称为“第四代导演”的电影人早就在艺术道路和思想的心路历程上各奔东西。他们有的在探索性的艺术电影的道路上受阻，有的曾经在拍摄商业电影方面显示了才华却因为受到某些精英豪杰的唾骂和权威力量的喝令停止，有的早已成为主旋律电影的大师级导演，他们彼此的差异绝不比第五代导演各人之间的差异小。但是，只要跟他们谈起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们的起家时期，他们都会对那时的自由氛围和自己的“北海读书会”津津乐道。
第四代导演们的“北海读书会”不是组织，也没成为什么协会，只不过就是碰了几次面，吃了几次饭，喝了一点酒，侃了许多大山。听说最明确的成果只有一个给上头的呈子，大意也不过就是表示他们应该钻研业务、多为人民拍出好电影、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之类。估计实际的意思就是恳求领导给机会让他们拍片。但是，这种朋友聚会、漫无边际的侃山、家庭中的把酒论艺术、学生老师之间的思想擂台赛却是“新时期”的典型场景。在电影界，除了第四代导演的“北海读书会”，至少还有几个客厅是消耗茶、酒，产生思想火花和艺术灵感的去处。钟惦
老师家的新文化街是一个热点地区，不光成熟的导演经常去，念本科的学生电影爱好者也乱闯，我自己就曾经不请自去。
白景晟老师家也是一个思想多发地段。白老师有思想，他在1978年就写了《丢掉戏剧的拐杖》，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标志着新时期电影意识的最初觉醒”。他1982年写的《给其他创作方法留一席之地》更是引爆了新的理论思考并与他的茶前酒后话一道启示了一些新形态电影的出世。白老师能喝酒，我说他家是思想多发地段是因为人们在这种交流中的收获不仅仅在于正式发表的白纸黑字，还在于酒后茶前的随意放谈。那些意气风发的无序争吵，那些聊天中不经意的嘟囔都能点燃思想的火花。在很多情况下，一个说法发散它的力量要远远早于它形成文字。直到今天，我写东西提到某些有原创性的思路和视点时都要尽量点出其初始的来源，即使对于一些并未形成文字的思想和启示也是这样。我们把这称为“理论版权”。我知道当时经常到白老师家去喝酒、侃山的人至少有拍摄过重要的新形态电影作品《苦恼人的笑》、《小街》的第四代导演杨延晋，有写过《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李陀。
看那个年代和今天，我明白了许多：不管是艺术创新还是工业造型设计或者电脑软件的革命，都需要巨大的思想的空间，都需要自由遐想的心态，都需要空旷到毫无边际的氛围让精神去放纵地驰骋。回想那时的诗酒现象、艺术潮流，经常使我想起科学上的一个规律：“茶杯精神”。英国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就把喝茶、讨论定为一项学术研究和科学工作的制度。所以，到今天侃大山还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看似没有经济效益然而很好玩的活动。
北海读书会只是那时许多“民间思想村落”中的一个。它们都产生在那个让我时常津津乐道，时常心驰神往的20世纪80年代。我时常幻想，恨不能时光倒流20年回到那个80年代去看看。即使到今天，许多艺术创作者和经济工作者都经常说道，那是一个“理论滋养灵感”的年代，那是一个思想上资源十分短缺、说法很幼稚但却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具有着巨大的思想空间的年代。我非常想回到80年代。（郝建）
郑洞天：我们也要对电影说话
我们这批人在独立执导影片之前，大都有将近20年的专业准备，在“文革”前从电影学院毕业，但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冻结了最宝贵的艺术青春期。“文革”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