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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拍完，就被经营人拿去日本放映，赚的钱估计被办事的人挥霍完了。现在国内没有这部电影的拷贝，可能在日本也找不到了，只是在中国电影史上有记载，是我国早期的一部故事片。
“明月”同行，歌舞成名
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我随父母从北京转移上海。父母为了革命奔波，没有时间照顾我，就急于找一个地方能够将我安顿下来，父亲看到报纸上黎锦辉正为筹备中华歌舞团（“明月社”）招考新学员，就带我去报考。我们走进萨波赛路（今淡水路）一栋楼房，黎先生正忙碌着，父亲向他介绍了我很爱歌舞，黎先生把我上下打量一番，便点头让我留下。黎锦辉先生是中国新兴歌舞的开拓者，他所办的歌舞学校与当时一些旧戏班子是大不相同的，父母也就比较放心了。我坚持在当时被人瞧不起的歌舞界，也是出于喜欢和自愿，后来进入电影界也并非偶然。
印象最深的是去南洋的演出，我们到了香港最大的“香港大舞台”，原定演出五天，意外地受到欢迎又加演三天。记得我们八个身材差不多的女孩，穿着洁白小纺袖褂和长裙，合唱《总理纪念歌》，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孙中山的，当时气氛非常肃穆和庄严。我们八个姑娘齐唱：“我们总理，宣传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立了中华……”许多观众都自动从座位上起立，这样的场面使我终身难忘。
在8个月的旅行公演中，我能够扮演大多数角色，团员中谁要有病闹脾气不肯出场，我就换上她们的演出服去“补场”。我在舞蹈上比较强，而王人美的歌唱在团里十分突出，后来我和王人美，还有薛玲仙、胡笳四个人，被称为歌舞团的“四大天王”。
南洋演出之后，歌舞团解散，我因无家可归，团长黎锦辉先生就带我住在新加坡。那里的法规一家不能有两姓，我就名义上改姓了黎，取名黎明莉。事实上，无所谓“义父”，大家还是叫我钱蓁蓁。直到回到上海，进南洋高商半工半读时，我自己取了一个学名黎珂玲。当成立明月歌舞团后，1931年去南京演出，我自己改名为黎莉莉，节目单上就是这个名字，以后一直沿用。
黎先生绝没有家长的作风，对待我们这些团员非常开明而且民主，团员中也没有辈分观念，生活上平等相待。当我们这些姑娘在歌舞界崭露头角、渐渐长大后，记得金焰常到团里找王人美玩，我也不禁高兴得蹦跳着往楼下跑，黎先生这回颇像一个父亲，他很严肃地批评我说：“你高兴什么，不要太放纵啊。”我至今记得他的及时管教，使我懂得用理智控制情感。
“体育皇后”，惊艳银幕
明月歌舞团后来解散了，我和王人美等大部分团员参加了联华歌舞班，拍了一些有声的短片，进而参加联华公司当演员。其中还要说的是南洋高商是我生活中的新天地。那个时候我是“半工半读”，因为当时电影周期比较长，摄制工作多数在晚上，这就使得工作、生活两不误。作为一个女学生，每天拎着书包，带上网球拍，骑上自行车去上学。在那个时候，我被视为体育明星，当时经常出现在虹口的游泳池，还在上海游泳场开幕式上做跳水表演，当时的演员很少有会游泳的。1935年，我主演了《体育皇后》，当时以体育运动为主题的影片，即使在国外都很少见。因为我非常喜欢运动，短跑、游泳、篮球、网球都很精通，我年轻时就非常想嫁给一名运动员（笑）。
半工半读的日子是我一生最快乐、最难忘的日子，热衷体育、广泛接触文艺对我很有好处。那时中国的电影，占领银幕的都是小姐、太太们，但是经过“五四”洗礼后的青年学生们更喜欢《渔光曲》、《大路》这样现实主义的电影。生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之下的知识青年，格外喜欢救国救亡、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电影，这种心情是现在的青年们难以领会的。我在那个时候也拍摄了十几部影片，其中有影响的有《小玩意》、《大路》、《狼山喋血记》、《塞上风云》、《天明》等。《大路》里我演一个外向开放的女孩“茉莉”，就是因为“莉莉”的这个名字取的，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也很符合我的性格。抗战前我主演的最后一部影片是欧阳予倩导演的《如此繁华》，我没有看到样片就离开上海了，直到90年代才看到录像带。
战火纷飞，另类婚礼
上海发生“八一三”惨案后，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联华公司的工作，公司欠发的一千元薪金也不要了，决心立即投身抗战。当时，武汉已成为抗战的中心，“中制”已决定开拍抗战影片《热血忠魂》，女主角由我来担任。当时我父亲已秘密去江西苏区，我把家里的事情完全交给了母亲，把多年的积蓄作为安家费。辗转到达武汉，在拍摄《热血忠魂》中认识了“中制”技术副厂长罗静予，他沉默寡言、又自学成才、而且处处关心别人，当时他把自己的褥子送给我，我非常的感动。那时兵荒马乱的，心里面非常渴望平静安定，不知怎的，想成家了，于是就在1938年3月16日和罗静予举行了婚礼。我们请郭沫若证婚，婚礼举行时正赶上防空警报，大家都躲到防空洞里，半个小时后警报解除。当时伊文思正在联系去延安拍纪录片，正好也在武汉，他还在我们的婚礼上致贺词。
“中制”后来撤退到重庆，不久后，我被调到香港拍摄《孤岛天堂》。当时怀有身孕，为了在镜头上看不出，每天加紧在腰里捆绑，孩子出生时特别小，才五磅，取名罗抗生（罗丹，著名摄影师）。为了不耽误影片拍摄，生完孩子的第三天就起床拍戏，因为孩子影响工作，只能把母亲接到香港。1941年我到内蒙拍《塞上风云》，把家又搬到成都，罗静予应邀去美国访问，直到1945年底才回国。1941年我在成都生下了女儿罗小玲（后来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导演）。
我的回忆到此为止
1949年5月和史东山、蔡楚生等人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文化艺术界代表大会。解放后，陈波儿留我在北京工作，我就再没有回南方生活了。我喜欢北京，这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
我从30年代就扮演劳动人民：《小玩意》中的珠儿、《大路》中的茉莉、《狼山喋血记》中的小玉，40年代扮演《塞上风云》中的金花，虽然不能说特别出色，可也不能说不称职。可是到了50年代，只有改造的份儿，却没有表演的机会。后来调到电影学院教学，看着许多青年成材，我也非常的安慰。但是到了后来，“反右”、“文革”，思想备受压抑，日子过得更是战战兢兢，静予不幸在这场劫难中惨死，我的一些朋友也在这场浩劫中落难。
回想我的幸免于难，或许正是因为父母给我取的名字代表“茂盛、强壮，有无穷生命力”的意思吧。我的回忆到此为止，一步一个脚印，过着认认真真的一生吧！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王人美
“你是明星”之王人美
倔强而孤单的“野玫瑰”
上世纪30年代各电影公司培植的女影星中，来自明月歌舞团的几位尤其引人注目。由黎锦辉创办的这个歌舞团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歌舞演员，这些演员还纷纷走上银幕，成为影星，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黎莉莉、王人美和周璇。一部《渔光曲》让观众记住了饰演渔家女“小猫”的女演员王人美，健康活泼、青春焕发的形象一反当时充斥银幕的“病态美”。
口述影像：“她的成名与不幸”
王人美虽经历过两次婚姻，但遗憾的是没有留下后代。我们找到王人美生前的一位知交老友，现年83岁的吕恩女士，她是北京人艺第一版《雷雨》中繁漪的扮演者。她同王人美有着40多年的友情，从黑发走到了白发，老人动情的讲述使我们走近了银幕背后那个倔强而孤单的女人。
她就像一个女学生
在30年代王人美“最红”的时候，她还不认识我，但我认识她。我那时候还是青年学生，也在上海，经常看她拍的电影。当时对于这个人印象是很深的，因为她跟当时潮流中其他女明星是迥然不同的，总觉得她和我们是一样的青年学生，非常的朴实，脸上从不施脂粉，而且经常出演善良的悲剧性人物。
抗战的时候我到了重庆，1938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