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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简体字。这种破绽本来是很容易识别的。无奈诗笺如能考订为唐代少数民族诗人所作，实在太能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了。郭老当时到底是无力辨别真伪，还是无意辨别真伪呢？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学者都被搞得晕头转向。郭老未能免俗，倒也不足为怪，况且几次险些大火烧身，不可过分苛责。
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40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50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30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40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分，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期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分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地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分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以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前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于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此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找不到的。
就学术本身而论，郭沫若几十年尝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建立中国史学框架，现在已经证明有许多根本点站不住脚。顾准70年代就点出：“中国的历史学家闭着眼睛跟斯大林走，现在读郭沫若的《奴隶时代》、李亚农的《史论》，觉得他们实在可怜。”郭沫若等史学家依据马克思对欧洲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框架提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为此论证、争鸣了几十年，形成了六派以上学说，郭的观点占得上风，进入了中小学教科书。但今天学术界已经弄清，马克思本人压根儿就没有把东方国家放在这个框架之中，而专有“亚细亚的”范畴，是斯大林取消了“亚细亚的”范畴，把人类历史简单化了。因而所谓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问题本来是个假问题。顾准说郭沫若“可怜”，但与前述三例相比，这一问题上的失误就不算最丢人的了。
郭老生前一直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身居科学、艺术两界首席，他的治学方式、创作方式和做人方式对中国知识界都起着表率作用。在此期间，中国知识界的整体状况令人汗颜之处颇多。其主要责任自然不在郭老。但从郭老身上，后来的知识分子就不应总结出一些教训么？
需要说明的是，以郭沫若的学问和聪明，他对自己的尴尬处境不是没有自省。9年前有过一篇题为《无花果》的报告文学，里面记述了郭沫若生前与陈明远的一番对话。郭沫若对陈明远说：“做人有两种，一种叫逢场作戏，那样，很快就能成功。另一种，叫自然流露。也很容易倒霉，甚至毁掉。我的诗，最早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自然流露。譬如我写《女神》，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要靠写诗混稿费，更没有想到，要靠写诗去争地位。那时候，我在日本留学，时常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好在有几个好朋友，田汉、郁达夫，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我写的《女神》里面，有不少是和田汉交往过程中写出来的，陆续寄给了在上海的宗白华。宗白华是个好编辑，是他把《女神》发表了出来。由此，我就成了名。北伐开始之后，我的地位渐渐高了，就免不了学会逢场作戏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谈话，是有什么谈什么，我不会作戏。可是一转眼，我跟别的人，往往就不得不逢场作戏了。这是很悲哀的。凡是逢场作戏的人，写出来的东西，都会遭到后人的嘲笑。”他在1963年5月5日给陈明远的信中也说：“至于我自己，有时我内心是很悲哀的。我常感到自己生活中缺乏诗意，因此也就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那些分行的散文，都是应制应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为是什么‘诗’！别人出于客套应酬，从来不向我指出这个问题，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跟那些人不一样，你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所以我深深地喜欢你，爱你。我要对你说一句发自内心的真话：希望你将来校正《沫若文集》的时候，把我那些应景应制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免得后人耻笑！当然，后人真要耻笑的话，也没有办法。那时我早已不可能听见了。”这是他的自知之明，郭老毕竟是史学家，明之视今，如同今之视昔。所以，他连后人对他的耻笑都预料到了。郭沫若这段话，实在是研究他心态底蕴的重要线索。
他在与陈明远通信中，还吐露过不少真言。
比如写于1963年11月16日的信中说：“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跟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急于发表。凡事要先冷静地看一看再说。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陈明远当时22岁。他给郭的信里说了什么我无从知道，但可以推测，议论的是大跃进一类国事。郭老对他一是认同他的看法，二是替他担心。须知，大跃进中，郭曾与周扬合编《红旗歌谣》，也算为之添柴加薪。但他真实的看法，竟与彭德怀相近！
写于1965年9月20日的信中说：“在我看来，批评有每个人的自由。你说得很对：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对于别人要实事求是，对自己更必须始终要实事求是！但你太年轻，太天真，目前你把世界上的事物看得过于单纯了。现在哪里谈得上开诚布公。两面三刀、落井下石，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甚至不惜卖友求荣者，大有人在。我看不必和那些无聊无耻的文人去纠缠了。因此，我劝你千万不要去写什么反驳文章，那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千万不要上当！”把学术讨论搞成知识分子箕豆相煎，几乎成为当时学术界的通例。在多次所谓的“学术讨论”、“引蛇出洞”中，郭老唱的都是红脸。不看这一番私语，会以为他真是像胜利的将军一样洋洋自得。其实，他心里并不以为然！
1965年12月22日的信说：“我早已有意辞去一切职务，告老还乡，上个月我满73周岁了。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世的日子，所剩无几了。回顾这一生，真是惭愧！诗歌、戏剧、小说、历史、考古、翻译……什么都搞了一些，什么都没有搞到家。好像十个手指伸开按跳蚤，结果一个都没能抓着。建国以后，行政事务缠身，大小会议，送往迎来，耗费了许多精力。近年来总是觉得疲倦……我说过早已厌于应酬、只求清静的话，指的是不乐意与那帮无聊之辈交往。至于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我的房门永远对你是敞开着的。”这封信写于“文革”前夕，郭老还未受冲击，心境却已十分悲凉。
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郭沫若只对陈明远一个人口吐真言？我想，原因应当从两 方面找。在郭老方面，高处不胜寒，周围有公务关系的，很难成为交心者。他要是真在周围营造一个说真话的气氛，早就殃及自身了。郭老自己也知道他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别人不管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