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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此世努力修行补过，凯西的这段事迹至今还有录音记录，这些过程及事实也许可以用来帮助我们质疑，是否一切在催眠状态下所获得的知识与讯息，都只能被贬为“催眠师的诱导或深度暗示”，而且也似乎，可以当《前世今生》一书的辅证。
黄：从高教授的阅历中，也不见得能够充分表现前世今生中的轮回观点，请高教授谈谈在夏威夷皈依西藏高僧，以及这位老师圆寂及转世的情形？
高：当初在夏威夷皈依这位西藏高僧，追随他学佛法，当然有其背景，这与我阅读轮回转世的书有关，佛家的许多经典，例如金刚经里面，都曾述及释迦牟尼佛的修行，具有天眼通、他心通、漏尽通等“六通”，可知无量的前世，具无上正等正觉。就轮回的知识而言，这并非只限于佛，只要修行功夫够深，皆可证明得。在此可举“高僧传”中安世高的例子，在汉朝时安息国（今之伊朗）的王子安世高于汉桓帝时到中国，他一连两次转世到中国的广州，皆是不远千里来送死的，他觉得欠的就一定要还。他曾经累生累世的因果而于前世到中国偿还，引颈就戮，命丧于某少年之手，还了欠他的命债。今生会转世为安世高王子，是要再到中国会稽还另一份债在一场暴乱中身亡，而前世杀他的人当场目睹之后，有感于“三世因果，丝毫不爽”便开始修佛。其实除了以上所谓佛经及高僧传的例子之外，中国佛教界一些拜忏的仪轨——例如“梁皇宝忏”、“慈悲三味水忏”——背后都有感人的因果轮回转世的故事。梁武帝爱妻死后变蟒蛇，以及唐朝悟达国师膝庖生“人面疮”故事的细节都是佛教徒耳熟能详的。
黄：先谈轮回，再转回书上。当年子贡曾问孔子关于人死后有没有灵魂，孔子是位不确定论者，他说人死后若有灵魂，怕那些孝子孝孙随祖先而去，若无灵魂又怕人人皆为不孝子孙。有无之说，要自己死后当能知道，便将此问题草草了事，孔子是基于教化之观点。墨子也是提倡人死后有灵魂。还有人提倡因果报应论，认为人有前世今生，所以要好好修行。果真如此，那么基于教化的论点，轮回即是这套系统下的产物，请问两位就其轮回说发表个人观点。
王：我必须先提出一个事实，即有关于凯西的资料都是由他家人成立的一个基金会所提供的，而且他的事迹主要是在电视、收音机上流传，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极少，这可能是学术界的疏忽，甚至连美国灵学研究会（ASPR）也没有调查过他的资料，凯西21岁得了喉咙麻痹证，这可能是基因于神经及心理因素，也许不吃药也能痊愈。另外，凯西开的药方大部分是透过草药、饮食建议及按摩的民俗疗法为主，这也是一种信心疗法。至于有关凯西的种种超能力，我们也许应该抱持一种开放的心灵——“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有趣的是，凯西曾预言日本岛在1998年以前会陆沉到大海里，对于此说，我们不知该报持何种态度。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如果把许多神秘现象视为一种思辨的哲学是极有趣的一件事，但如果把它当真，落实在生活在上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至于轮回转世之说是比较复杂的，是不具有真实性，在科学上尚有争论，这是一个层面，另外它则是宗教信仰，我们应该予以尊重。
黄：能否请王谈谈此书中关于前世、轮回存在宗教的信仰这部分。
王：我对佛教及经典是较没缘的，也不太了解。我读过一些笔记小说及人类学的调查。而笔记小说其实是古代的报导文学，它与西洋的报告相比较，是有些不同，西洋的大多数是在深度催眠下回溯记忆，而中国古代的报导文学，这些记录大都不是来自于催眠，而是来自于一位通灵的人做为媒介告之，中国的转世，人畜轮回是很普遍的，在西洋则很少见，这可能是受以宗教的影响，因为（圣经）上说上帝依它的形象造人，人畜并不同等，不能转世，基本上，基督教对转世是采压抑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笔记小说中的转世故事，特别突显了轮回对中国人所重视的人伦所带来的破坏性。清朝李庆辰的“醉茶志怪”记载了一则故事，说一个秀才死后，灵魂走到女儿家里，而他的女儿正临盆待产，结果秀才一个闪失投胎成为女儿的儿子，秀才因痛苦如此结果，变成哑巴。而这重新投胎的下场是，原来的女儿成为母亲；女婿变成父亲；孙子成为兄长。当一家人得知此结局，不但没有因转世轮回而喜悦，反而因遭此人伦大变而抱头痛哭。
我举此例是想说明，儒家的伦理观是建立在唯一可见的现世观点上的，如果凡事要考虑无数的前世业障，对于儒家的人伦观将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人儒家的观点来看，他们是绝对拒斥转世观念的。笔记小说是代表人们的想法，也可满足一般老百姓对灵魂不朽的渴望，也提醒大家这份渴望对现实所带来的困扰，它所代表的是儒家和佛家这两种思想在中国人内心的纠葛。
黄：以王的论点，轮回是种宗教信仰，这主面他无任何意见。但基本上他都不承认轮回是实际存在的。而问题的，轮回的真实性、存在否，目前的科学知识仍无法回答。请高教授就个人的体验出发，从西洋、英美小说中就这两点表明较清楚的观点。
高：佛教有很多层次，并非单纯的吃斋、念佛、修桥、铺路，它更是一种修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王先生真有科学实证的精神，理就修禅试试。谈及笔记小说对人伦规范的可怕的破坏性，我认为王先生为了维护儒家似乎已经放弃了科学的求证立场。另一点，关于人伦立场，佛家，常言：“众生如母”，佛家相信在无限的时间及空间之中，众生经历无限的轮回，因此六道众生皆可能是我累生累世之父母，如今沦为畜生道者，我何忍食其肉？因此素食主义，于佛家而言，是一种大孝，一种悲心，是人伦关系的极致。相对于中国文字，我想举因写“美丽新世界”而驰誉全球的文学家赫胥黎作为例子。他个人的心路历程从早年的虚无主义到不可知论者，再成为一个神秘组织的信仰者，可以说是极富戏剧性。1955年赫胥黎在第一任妻子癌症临终前，尊循“西藏度亡经”的作法，在妻子耳边不断地呢喃叮咛，要她放下一切人世间的牵挂，纵身迎向前面的清静法界。赫胥黎终前，亦请第二任妻子照此方法向他度亡。他虽然相信轮回，但最终的希望仍是永远超脱轮回，这正是一个证信佛教徒的作法。
最近三、四百年西洋的科学发展，把基督教的神学基础、宗教信仰几乎连根拔起。尤其近100年来，有许多敏感的诗人、哲学家、艺术家非常渴求宗教经验，但却没有安心立命的寄托，也没有修持的法门。英国心理学家兰恩（R。D。Laing），就曾在一本书中提到尼采、赫德琳、克莱尔等人抑郁发疯而终，原因之一就在于得不到灵性经验。其实西洋宗教史上从奥古斯汀开始，许多人一心一意的修行，希望能与上帝沟通，然而17世纪宗教革命后，“与上帝沟通”的神秘主义者，却被教会视为天才或怪物，尤其的怪物。教会认为人若能与上帝直接沟通，教会则毫无存在的价值。由于教会始终压抑神秘主义的修持，科学也压抑宗教，导致英国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丧失信仰，历史学家如卡来尔；科学家如达尔文；小说家如哈代，纷纷放弃神职，脱离教会。这并不是偶然现象，这种历史背景也说明了赫胥黎这一类的西洋知识分子为何在20世纪乞灵于东方神秘主义。
黄：相信轮回及有没有轮回于后将有讨论。先问高教授两个问题，一是一个人若娶了前世的母亲为妻，那该如何？二是若一个人杀了前世杀他的人，一报还一报，那于法律上该如何审判？
高：这很难回答，但若一个正信的佛教徒会觉得这并不重要，佛教最重伦理，东方人尤其重大孝，佛教是重一体两面，一是最高的智慧，一是最大的慈悲，两者并存。佛言：“三千大千世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曾为救众生肝脑涂地的地方。”这说明了佛的慈悲，至于佛的智慧，因为我还只是个凡夫，所以无法充分揣测。凡夫与佛的差异，就象佛教界老前辈沈家桢老居士所说的“蝌蚪”与“母蛙”的关系，一群小蝌蚪在河里幻想着岸上种种美景，“宗教之美，百官之福”，但由岸上回来的母青蛙却说：“事情并非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