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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散播在他们的血液中。官兵们一旦染上，便被高热和高寒轮番折磨，时而如熬炎
夏，时而如坠冰窟。特别是在丛林里的部队，“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而躺倒，
加上蚂蟥吸血，蚂蚁啃啮，大雨侵蚀冲洗，数小时内即变为白骨，令人胆颤心凉”。
侥幸活下来者，也被消耗尽了体力，磨蚀尽了意志，而不能再去行军打仗。
在蒙巴顿抵达东南亚的时候，斯利姆中将的新编第14集团军是战区掌握的主要
陆军部队，而它的官兵们的身体状况简直糟糕透顶。蒙巴顿的陆军副官长罗纳德·
亚当在一份报告说，疟疾“在东部战区是比日本人更重大的敌人”。而实际上，亚
当的措词还远非准确，蒙巴顿经过亲自了解发现：“小小的疟虫，现在竟是我们最
主要的敌人。”因为在1943年的夏秋季节里，野战医院里病员和伤员的比例是120：
1。除了一些痢疾和其他热带疾病以外，大多数病员都是患了疟疾。
同在联合作战总部时成立专门技术机构的作法一样，蒙巴顿在战区司令部内设
立了研究和防治热带疾病的专家小组，并在经费和器材方面予以充足的保障。很快，
新的防治药品被研制出来，改进医疗制度和治理传播疟疾的蚊子等措施已经开始收
到成效，但是更紧迫的是需要上层给士兵们重新注入活力，蒙巴顿亲自担当了这项
工作。在对着开前线的第一次视察中，那里医疗所条件的简陋使他感到震惊。他随
即强烈要求印度殖民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设备。此外，他还致电伦敦要求从国内
增派医护人员，并希望白厅尽快安排运输工具把他们连同设备一起送来。他视察了
所有能够前去的战地医院，对值得赞扬的大力表彰，对懒惰和卫生恶劣的状况提出
批评。
在疟虫最猖撅的地区，蒙巴顿要求驻在那里的部队每个营都要建立一座卫生清
洁站，给官兵定期严格地搞搞卫生：洗澡、理发、清除污垢，打预防针等。肮脏的
被装堆在一起，泼上汽油烧掉。士兵过长的头发胡子一律不许保留，统统剃短以防
传播寄生虫。他的努力取得了成果，仅仅数月病员和伤员的比例便下降到20：1，到
战争结束时进一步下降为6：1。整个所辖部队中的疟疾发病率在1943年时为84％，到
1945年已下降为13％。
对在军中嬉戏成性、玩忽职守的军官，他也坚决予以惩罚。有一次，一位加拿
大籍少将指挥官在前线附近和蒙巴顿相遇。当遇到一群非洲士兵时，这位少将把自
己的帽子抛上天空，然后掏出腰间的手枪对着帽子射击。非洲士兵们一阵喝采。这
位加拿大军官洋洋得意地对蒙巴顿说：“指挥士兵就应当这样，对不对？”“不对！
先生。”蒙巴顿对这种在士兵们面前全然不知自重的行为很反感，冷冷地回答。几
分钟以后，那位少将的吉普车驶到距离日军阵地的不远处，车上的人都跳下来，躲
进壕沟。蒙巴顿对他忘记自己的职责刻意显示个人冒险的举动并不欣赏，几个星期
以后，那位加拿大将军就被解除了职务。
恶劣的雨季天气，也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难题。每年从5月份开始，在印度洋
高空积聚了整个一冬的暖湿气流被强劲的西南季风搅动着，像千艘军舰组成的浩浩
荡荡的无敌舰队，气势汹汹地闯入南亚次大陆的万里晴空。太阳顷刻消失了，翻滚
的浓云就如一座座沉重的大山低低地挤压着地面。凶猛的暴雨像呼啸的长鞭不停地
抽打大地和河流，道路被冲断，桥梁常常被卷走，低洼地变成一片汪洋。面对这样
恶劣的天气，无论是英军还是日军都认为在雨季季风时期是很难作战的。因此，这
里在每年5月至10月期间，除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之外，战争基本处于停止状态。
但是，蒙巴顿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只要掌握足够的工程部队来开辟道路和
加固桥梁，就能够保持作战的不间断性。同时认为，恰恰是要利用敌我双方对雨季
不宜进行作战的一般估计，使进攻能够具有突然性，而这种突然性则又会弥补雨季
作战给己方造成的麻烦。早在离开伦敦之前，他已经要求专家们研制适合这种策略
需要的特别装备了。从开罗回来以后，蒙巴顿视察了斯利姆的指挥部，坦率地告诉
他们，希望他们今后无论在任何气候下都能作战。斯利姆对此感到振奋，其他军官
们则感到根本不可能。斯利姆的直接上级——地面部队总指挥官吉法德将军在听到
这些话之后认为，蒙巴顿只不过是一通吹牛而已，因为他还没有亲身体验过印缅地
区雨季的可怕。然而，蒙巴顿还是坚持让部队做好雨季作战的精神和物资上的准备。
结果，在8个月以后的1944年的雨季里，斯利姆在印度的英帕尔无情地重创了日军，
从而证明了吉法德的看法并不正确。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中担任计划部门负责人的
布赖恩·基明斯评论道：蒙巴顿在雨季作战的决定“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
的，但是，尽管遇到了许多相反的意见，它却是在这一地区击败日本军队的一个主
要原因。”
缓和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是蒙巴顿这段时间需要解决的最后一个主要课题。
早在1921年蒙巴顿与威尔士亲王访问印度时，印度人民要求独立的迫切愿望就
给他留有深刻的印象：民众群情激昂，学生纷纷造反，当地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
哨，如临大敌。战争爆发以后，印度人不管是否愿意，都卷了进来，但是又不想为
任务一方发挥作用。印度的主要政党——国大党谴责“一切帝国主义战争”，主张
印度对于“英国的战争”不予合作，并深受日本关于“驱逐白种人，亚洲是亚洲人
的亚洲”之宣传的蛊惑。1942年8月，国大党在孟买召开大会，通过“要求英国撤出
印度的决议”，全面展开了不服从运动。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宣布国大党为非法，逮
捕国大党全部领袖和积极分子4万多人，印度陷入一片混乱局面。与此同时，原国大
党中的激进分子苏布拉斯·钱德拉·鲍斯组织的印度国民军，公开与日本驻缅军合
作，共同对付英国军队。鲍斯所属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还与日本达成协议，日
方答应今后由日军攻占的印度领土，将交由他的“解放地区行政委员”来掌管。
蒙巴顿清楚，他的战区在人力和物资方面要依赖于南亚次大陆，这里是他的后
方。印度，作为大英帝国国王王冠上的“珍珠”，在是否允许它独立的重大问题上，
他无权决定。再说，战争期间提出这个问题也不适宜。但是，他现时能做的是，至
少要缓和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在这方面他需要中国人的帮助。蒙巴顿在政治上是
精明的，他知道在安抚印度人的反英情绪时，中国人说话的地位要比英国人自己有
利的多，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境况几乎差不多。他请中国驻印机构的人员在各城市散
发宣传品，宣传品中称：“为了打倒人类公敌日本强盗，为了争取各民族共同胜利
起见，我们必须并肩作战。要对世界各民族的安危祸福，视为一体；对世界正义自
由之保障，更引为己任。现在，全世界阵线分明，一为德意日侵略集团，一为中英
美苏联和全世界各族的反侵略集团，所以这一次战争为光明与黑暗之战，自由与奴
役之战，正义与残暴之战！”并指出：“我们必须粉碎日寇一切无耻宣传，日本已
发动了这妄欲奴役人类的不义之战，却还公然欺骗我们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南进是为了驱逐白种人，解放亚洲各民族’。这是何等卑劣无耻之班语，中国人不
是亚洲人吗？他们何以要处心积虑以侵略中国？要知道，在日本的心目中，亚洲根
本不是亚洲人的亚洲，而是它所独有私占的亚洲，不仅白种人应退出，非日本的亚
洲人，都应该做它的奴隶牛马！日本为了实现它那大亚洲新秩序，竭尽方法，挑拨
离间我们各民族间的感情和意志，望欲拆散我们反侵略阵线的伟大集团，因此，在
这场战争中，我们必须彻底粉碎日本的一切无耻宣传，勿受其愚弄而为虎作怅，巩
固我们严整的抗战阵容。”
相同内容的话，由中国人说出来效果很大，印度人相信：同样遭受过西方列强
长期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不会欺骗他们。因而蒙巴顿多次感谢中国驻印机构的宣传
工作，并承诺在资金和物资上提供保障。另一方面，蒙巴顿还觉得应当办些实事使
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