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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画家又向前迈了一步，在一张画里，不但要表现作者的印象或概念，也要表现内在的肌理。简直来说，宋代画家要画的是精神，而不是外在。宋代哲学的派别叫做理学。在佛教的形而上学的影响之下，儒家把注意力从政治的规矩形式和社会撤离，转而沉潜到心和宇宙方面去。藉助于印度的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开始谈论这个“理”字，粗略说，就是自然与人性里的“理由”，或“自然的法则”，或“万物的内在精神”。宋儒困于中国人对抽象的形而上学无能力或无爱好，他们在把“理”当做“自然律”的研究上，所入不深。但是他们却完全相信在万物的外形后面，有一种无处无之的力量，或是精神，或是“理”；自然本身，是精神，是活泼泼的，而画家应当在画里把握万物此种无以名之的内在精神。所以画家在画秋天的树林时，不应当以描绘树叶丰富的颜色为目的，而是要捕捉那不可见的“秋意”或“秋思”，换句话说，要使人觉得要披上一件夹大衣出去吸那干爽清凉的空气，似乎在大自然季节的蜕变中，看得出渐渐阴盛阳衰了。苏东坡在教儿子作诗时，要他把花的个别性表现出来，使人对一行写牡丹的诗，不致误认是写紫丁香或梅花。牡丹的特质是丰盈华丽，梅花则秀逸脱俗。那种特质的把握，则有赖于画家的眼睛与诗人的想象。要画鱼，则艺术家必须了解鱼的本性，但是为达到此目的，画家必须运用其直觉的想象，在心神上，与鱼同在水中游，体会鱼对水流与风暴，光亮与食物的反应。只有懂得鲑鱼在急流激湍中跳跃时的快乐，并知道那对鱼是多么富有刺激性，一个画家才应当画鲑鱼。否则，他最好不要动手，不然他画的鱼鳞、鱼鳍、鱼眼多么精确，那张画仍是死的。
画家必须注意观察细节。苏东坡一次记载一件好笑的事：四川省有一个绘画收藏家，在他收藏的一百多幅名画中、他最珍惜戴嵩画的斗牛图。一天，这个收藏家在院子里晒画，一个牧童赶巧在此经过；他向那幅画看了一下儿，摇头大笑。人问他何故发笑，牧童回答说：“牛相斗时，牛尾巴一定紧夹在后腿中间，这张画上牛尾巴却直立在后面！”
苏东坡也看不起名花鸟画家黄签，因为他对鸟的习惯观察错误。但是只凭观察与精确，并不能产生真艺术。画家必须运用直觉的洞察力，等于是对大自然中的鸟兽有一种物我胞与的喜悦。也许要真懂苏东坡描绘万物的内在肌理之时，他所努力以求的是什么，最好看他画的一幅仙鹤图上的题诗。他说，仙鹤立在沮洳之地看见有人走近，甚至仙鹤连一根羽毛还未曾动，已先有飞走之意，但是四周无人之时，仙鹤完全是一副幽闲轻松的神气。这就是苏东坡想表现的仙鹤内在精神。
在进一步论到画的内在精神而非外在形体时，苏东坡说：
余尝论画，以为人合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取名者，必记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士不能辨。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鹰，如是两条达遂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展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必有明于理而深观之者，然后知余言之不妄。
所有绘画都是一种哲学不自觉的反映。中国画不知不觉中表示出天人合一与生命运行的和谐，而人只不啻沧海之一粟，浮光泡影而已。由此观之，所谓中国的印象派绘画，不论是一竿修竹，一堆盘根，或深山烟雨，或江上雪景，都是爱好自然的表现。画家与画中景物之完全融而为一的道理，解释得最为清楚的莫如苏东坡在朋友家墙壁上自题竹石的那首诗：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搓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
第二十一章 谦退之道
有登龙之术，也有谦退之道，而苏东坡不愧为谦退大师。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诧异；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属可惊了。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威权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弄到手的。做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
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用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神宗元丰元年（一0 七八），政府制度改组简化以后，仍然是宰相无有专责。内阁共同负责也没清楚划分的原则，以使宰相及阁员大臣能协力一致。我以前指出过，在当政者及反对者之间，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根本毫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这一点较西方尤有过之。但是政治的规范，则东西毫无二致。所以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第一条是，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修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所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是，当特别提防开罪于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全心全意讨好于人，此等官员，纵然不能爬到宰相之位，至少不会投置闲散，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
不幸，苏东坡非此等人也。在随后数年，他把这些成功秘诀都—一违犯了。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他写的诗里有下列的愿望：
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但是此婴儿可怜夭折，无法达到父亲的愿望。我们必须要问，一个诗人画家是否能做一个成功的官吏？可想而知的是，在国家太平时则可。但是太平一词也是比较而论，而且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十年之内没有激烈之争的。一个诗人画家，以其达观的态度，很不容易卷入政争，甘心玩此把戏，而甘心接受处罚的恶果的。往往是，小试数次之后，对自己也会染指于此等勾当，不由自己窃笑，就此罢手。
可是，事情偏有凑巧，苏东坡若是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他和司马光曾经政见不合，这是各有看法的人，共事时之所难免。但是半年之后他到京都时，司马光去世，只剩下苏东坡孤零零一人身居高位，特别惹人妒忌。果然不久，第一个风暴就向他袭来。朝廷的政争都环绕他而发生。次年正月，几十份表章都弹劾他。司马光死后，政治派系逐渐形成——朔党、洛党皆以理学家为首，蜀党则威信苏东坡为魁。由于当时文字记载，并由于苏东坡之坚持脱离政坛，苏东坡不知道“蜀党”一词何所谓，当属可信。可是却有许多事故发生，使苏东坡的政敌受到刺激，不得不对他做殊死战。这次战斗，说公平话，实在是由苏东坡的弟弟子由所引起。苏子由在此一批新人当政之始，自外地来京为右司谏，他心想有责任刷新朝政，清除所有那些骑墙派以及与王安石有过从的残余政客。他使恶迹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总算成功，蔡确、蔡京、章淳也暂时降职，但是这几个降职的官僚，后来却力谋再起。子由也用十道奏章之多弹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