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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嘉佑九年（一O ＊＊）他解除官职，内兄自四川来与同居，次年正月，举家迁返京都。当时，凡地方官做官三年之后，朝廷就要考察他政绩如何，叫做“磨勘”。依据察考的结果，再经推荐，另授新职。东坡既然回京，子由获得了自由，不久就外放到北方的大名府去做官，当时大名府也叫“北京”，在今日的北京南方一百里。
新主英宗，早闻苏东坡的名气，要破格拔擢，任以翰林之职，为皇帝司草诏等事。宰相韩倚反对，建议皇帝，为苏东坡计，应俟其才干老练，不宜于突然予以如此高位。皇帝又称拟授命他掌管宫中公务之记载。宰相又提出反对，说此一职位与“制诏”性质相近。他推荐苏东坡到文化教育部门去任职，并且苏东坡要经过此等职位所需之正常考试。皇帝说：“在不知一人之才干时，方予以考试。现在为何要考苏东坡？”但是终于按照宰相的意见，苏东坡依法考试，他考试及格，于是在史馆任职。在史馆任职的官员，要轮流在宫中图书馆工作，而苏东坡正以有此良机饱读珍本书籍、名人手稿、名家绘画为乐。
那年五月，苏东坡的妻子以二十六岁之年病逝，遗有一子，年方六岁。苏洵对东坡说：“汝妻嫁后随汝至今，未及见汝有成，共享安乐。汝当于汝母坟莹旁葬之。”在妻死后的第十周年，苏东坡写了两首词以寄情思，两首小词颇离奇凄艳，其令人迷惘的音乐之美，可惜今日不能唱出了。其词如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妻子死后，次年四月老父病逝，时为英宗治平三年（一O 六六）。苏洵已完成了《大常因革礼》一百卷。自然如一般预料，兄弟二人立即辞去官职，经过迢迢的旱路水路，把父亲和东坡妻子的灵枢运回四川眉州故里，在祖莹埋葬。朋友们纷纷馈送葬仪。
运送灵枢，他们必须雇船自安徽走水路，然后再顺长江逆流而上。两兄弟不惜多费时日，用以满足沿途畅游之愿，所以到次年四月才安抵故里。父亲的坟墓早在父亲自己营建之下完成，只要将父亲灵枢安放在母亲墓穴之旁，便算完事。不过苏东坡好大喜功，他在山上种了三千棵松树，希望将来长成一带松林。
现在又要过一段蛰居的生活。要到两年零三个月才居丧期满（神宗熙宁元年七月，一0 六八）。在他们回京之前，必须做两件事。苏东坡要师法父亲为纪念母亲而立两尊佛像的往例，必须立一座庙，以纪念父亲。在庙内，他悬有父亲遗像，另外四张极宝贵的吴道子画的四张佛像，是他在凤翔时物色到的。庙的建造费要白银一千两，苏氏兄弟共出一半，其余由和尚筹募。
居丧期满后，苏东坡要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续弦。新娘是前妻的堂妹，王杰的女儿。十年前，为母亲的丧礼，苏东坡曾经返里奔丧，常到妻家青神去。润之当年只有十岁或是十一岁，多次在她家看见东坡。在大家一同出外游玩野餐之时，她看见东坡那么年轻就在科举考试中得了魁元，心里惊奇赞赏。现在她是二十岁的小姐了，因为东坡父母双亡，他自然可凭自己的意思择偶，而觉得她正合心意。这件婚事大概要归功于润之哥哥的张罗，因为他已经对东坡感情很深厚。润之因为比丈夫小十一岁，早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她似乎是什么事都听从丈夫的心愿。她一直无法教丈夫节省花费，一直到他在世最后那些年。她不如前妻能干，秉性也比较柔和，遇事顺随，容易满足。在丈夫生活最活跃的那些年，她一直与他相伴，抚养堂姐的遗孤和自己的儿子，在丈夫宦海浮沉的生活里，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那么奇特难言的惊险变化，所以女人只要聪明解事，规矩正常，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男人的头脑会驰骋于诸多方面，凝注新的事物情况，为千千万万的念头想法而难得清闲，时而欣喜雀跃，时而有隐忧剧痛，因此觉得女人的宁静稳定，反倒能使人生在滔滔岁月之中进展运行而不息，感到纳闷难解。
在神宗熙宁元年（一 O六八）腊月，在把照顾父母的坟莹等事交托给堂兄子安和一个邻人杨某之后，苏氏兄弟乃携眷自陆路返回京都。此后兄弟二人谁也没再返归乡里，因为抵达京都之后，二人都卷入政坛的漩涡之中。后来虽然宦游四方，但迄未得返里一行。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苏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到达京师。从那年起，中国则在政潮汹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因为商鞅的学说由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筑造人，认真的实行出来。这个早期法西斯学说有二大特色，一为崇武，一为重农，但是这两项仍是合而为一的，因为商鞅坚信有勤苦之农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产阶级的商人贸易者，应当力予制压。但是，尽人皆知，那个威力强大的军事组织，依照此一学说已经建立，随后发展起来，且已使秦朝的专政之君统一了全中国，正当这样的政治学说要应用于全中国之时，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数年之内崩溃了。
另外有两次激进的改革，一次是汉武帝时，一次是在王莽当政时。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虽然战争绵延，国库赖以增富，但是终以几乎招致叛乱而废止。第二次则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变法成为第四次失败，固不足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实验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个具有创新力的思想家的观点出发，其人宁愿把过去全予屏弃，凭其信念与决心，全力以赴。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曾经写过一首诗吁请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此一事颇具重要意味。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上的呼声， 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辩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