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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偏喜欢小的。总之，要把东西贬得一文不值，缺点百出。这时候伙计的脸上也许要红一块白一块的不大好看，但是他的心软了，价钱上自然有了商量的余地，我在委屈迁就的情况下来买东西，你在价钱上还能不让步吗？
第三：要狠心还价。先假设每个商人都是说谎的。不管价钱多高，拦腰一砍。这需要一点胆量，要狠得下心，说得出口，要准备一副嘴脸。人的脸是最容易变的，用不了加多少钱，那副愁云惨雾的苦脸立刻开朗，露出一缕春风。但这是最要紧的时候，这是耐心的比赛谁性急谁失败，他一文一文地减，你就一文一文地加。
第四：要有反顾的勇气。交易不成，只有掉头而去，也许走不了好远，他会请你回来。如果他不请你回来，你自己要有回来的勇气，不能负气，不能讲究“义无反顾，计不旋踵”。
讲价到了这个地步，也就山穷水尽了。
这一套讲价的“秘诀”，知易行难，所以我始终没能运用。我怕费功夫，我怕伤和气。如果我粗脖子红脸，我身体会受伤；如果他粗脖子红脸，我精神上要难过。我聊以解嘲的方法是记住郑板桥爱写的那四个大字：“难得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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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1984
Title ：死的呼唤
Author ：舒乙
Issue ： 总第 67期
Provenance ：文艺报
Date ：1986。9。6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一
由老舍先生投湖自尽时算起，整整二十年过去了。湖面上激起的波澜，竟会越来越大，至今，只见那波澜还在一圈一圈地扩展。这——由一个人的死所引起的延绵不断的愈演愈烈的波澜，说明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确是永不停息的。
一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透露了我所知道的老舍悲剧的始末根由。我有意避开了“自杀”两字而用了“舍我”的字样。
道理很简单：“自杀”这个词在一个相当不短的历史时期内，已经在中国的语言文字中被清除，成了一个很忌讳的词儿。有一个时期，这个词是用一句完整而恶狠的话来代替的，叫做“自绝于人民”。以后，到了为冤假错案平反的时候，又换了一个似是而非，叫人摸不着头脑的词组，也是五个字，称之为“非正常死亡”。在正规的悼词中则往往称之为“含冤去世”。
究其来由，可能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假定：凡是加入革命队伍的人，都应是准备为正义进步的事业而奋斗终身的，如果自杀，便是放弃战斗，等于背叛了那事业。然而，这个假定，和由此导出的清规戒律，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中国历史上，有两起自杀是人人皆知的最高尚的行为：屈原和田横五百壮士的自杀。多少年来，这两起自杀一直在亿万人民心中享有极高的声誉，被当成教育子孙后代的绝好教材，被当成诗歌、绘画、雕塑的永恒题材。
在国外，在受到亿万群众一致敬仰的伟大人物之中，自杀而亡的也不乏其人。从来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对人类历史的杰出贡献和他们人品的出类拔萃，也从来没有人因为他们的自杀而轻蔑他们。他们的名字是：保尔·拉法格、劳拉·马克思、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杰克·伦敦、海明威……
由此看来，进步的、可爱的、值得尊敬的人也可能自杀，而且自杀之后，仍不失为进步的人，可爱的人和值得尊敬的人。
最值得认真具体分析的是十年内乱时自杀现象。这一时期的自杀有三大惊心动魄的特征：一是超高百分比，创下了骇人听闻的可悲的新记录；二是全方位分布，包括一切党派、职业、年龄、职位；三是集中了一批最优秀的人，看看下面这个极不完整的名单便无需再做过多的解释了：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傅雷、邓拓、吴晗、翦伯赞、以群、闻捷、海默、杨朔、上官云珠、严凤英、筱白玉霜、容国团……
我想，有朝一日，巴金先生倡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里将可能出现一个分馆，这个分馆的名字，直截了当，就是“文革中自杀者纪念馆”，为的是专门纪念他们和表彰他们！可以断言，这个“文革中自杀者纪念馆”一旦揭幕，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有特色、最感人的纪念馆之一，像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无数善良的人们将在这个分馆里川流不息，凭吊默哀，献上鲜花，撒下热泪，因为这里陈列着本世纪最壮烈的一大悲剧。
二
在近代思想家中，鲁迅先生是第一个出来批驳凡是自杀都要受到呵斥的。他写过一篇叫《论‘人言可畏’》的长文，其中有这样的话：“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但我的不预备自杀，不是不屑，却是因为不能。凡是谁自杀了，现在是总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
和鲁迅先生的心相通的是巴金先生。黄裳和巴金谈天，又谈至老舍的死。黄裳说：“换了我就干不出这种事。”巴金先生听了到喝道：“你吹牛！”黄裳在记述这件事时写到：巴金先生说此话时“声音低沉而严厉，这是少见的。”
合理的结论应当是：对自杀要进行具体分析。对“挫折型”、“厌世型”的轻生应当持反对态度；对“忧郁型”、“疾病型”的绝望应当持同情态度；对“哲理型”、“杀身成仁型”、“同归于尽型”、“抗议型”、“不可辱型”、“警世型”的硬骨头则应该肯定。否则，往前推，无法评价屈原；往后说，则无法评价老舍和老舍们。
老舍自己恰好是写“哲理型”、“杀身成仁型”、“同归于尽型”、“抗议型”、“不可辱型”、“警世型”的自杀的能手。臂如：《猫城记》中的小蝎属于“哲理型”，他的哲学是“良心大于生命”；话剧《张自忠》中的王得胜排长属于“杀身成仁型”，他负了重伤，还要去杀敌，可是已经寸步难行，爬了两步，汗如雨下，痛不可忍，自知不能再为国家出力，举枪自杀；《四世同堂》中的钱仲石和《火葬》中的石队长属于和敌人“同归于尽型”，仲石把一队日本兵翻到沟里，自己也牺牲了，石队长用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死了围在屋外的四、五个日本兵，用火柴点着了屋内的麦秸，为自己举行了火葬，绝不让屋外还活着的日本兵将他俘虏去；《四世同堂》里的钱太太属于“抗议型”，她的丈夫被捕，两个儿子一齐死了，她是个老式的贤妻良母，她的泪已倾尽，她不再哭，也不再说话，只把眼中一点奇特的光放出来，她用一个普通老太太所能表达的方式做出了她对暴敌的抗议——一头碰死在大儿子的棺材上；《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属于“不可辱型”，他被日本人穿上白布红字的坎肩游街，他的世界已经灭亡，他须到另一个世界去，只有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的耻辱才可以洗净，他没有回家，一直走进了护城河，漂，漂，漂向大海，而且洗净了坎肩上的红字；小说《猫城记》中的大鹰属于“警世型”，他杀了自己，让人把头割下来悬在街上，以期唤醒群众，给敌人对人民的轻视一些惩戒。解放后，老舍在著名的话剧《茶馆》中设计了三个老头撒纸钱祭奠自己的一场戏，并以王老掌柜的自杀结束整个故事。王掌柜临死前说了一段可以称得上是总结的话：”改良，我老没忘了改良，总不肯落在人家后头，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活下去！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皇上，娘娘，小刘麻子，沈处长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这实际上是一篇老百姓的檄文，一篇人民的抗议书。王掌柜的自杀由于有了这篇抗议词，已经有别于“绝望型”的和“活不下去型”的小福子式的自杀，进入了高层次的有骨气的强烈抗议和控诉。
这些作品中的人和事构成了老舍的一贯思想。1966年8月发生的事正是他这一贯思想的合理的和必然的结局。
三
孔庙毒打之后，同期的难友们发现老舍的眼中闪着一点奇特的光。面对这点光，他们的头脑中突然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老舍要走了！他们“熟悉”这眼光，因为小说《四世同堂》中钱太太自杀前眼中那点奇特的光，就和它一模一样！
于是，真的发生了如同老舍追求了一辈子的，歌颂了一辈子的，有骨气的行为。
说我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