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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布什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都对中国飞行员的失踪表示“真诚的遗憾”，信中还说美国对于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中国领空“深表歉意”，并承认飞机在海南着陆时未得到任何口头许可。
双方采取了一项明智的策略，这封信的最后措辞——经过了数个小时的争论——完全用英语来谈判，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由于双方仅就英文文本达成协议，因此中国人在对它进行翻译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写了一封准确如实的信函，”一位美国外交官说，“这也是一封中国人认为可以接受的信……它留有少量的自由发挥空间。”第二天，北京宣布“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将释放美方机组人员。
但是直到7月4日（但选择这个日子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象征意义），美国人被迫将这架美国海军飞机解体成可以装箱的部分之后，它才被运回美国。在那里，它将被重新组装，装备更为先进的电子设备，然后被派往世界其他某个地方继续执行任务。
4月14日，中国媒体减少了其连篇累牍的反美言论。除了一些有关飞行员家人的富有人情味的报道和寻求群众支持北京释放间谍飞机机组人员的决定的文章外，提及撞机事件的文章和尖刻的批评已经少之又少了。这种情况又一次使人回想起1999年。政府让人们发泄他们的怒火，但是这种发泄必须在严格控制的背景下和一定的时间内进行。
2001年4月，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严打”斗争，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这项严厉的政策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欢迎。江泽民任期内的1990年至2000年，大赦国际组织统计到2万起死刑判决，这个数字被政府认为“夸大其词”，而评论家们声称远远低于实际数目。
推进“严打”斗争是由于对社会不安不断加剧的顾虑，包括以前在共产主义中国闻所未闻的犯罪，例如武装歹徒抢劫银行。据《人民日报》称，“严打”以暴力犯罪为目标：“爆炸、谋杀、绑架、投毒；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和团伙犯罪；盗窃及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在能够不使用死刑的情况下使用死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的教授刘海年说，“政府想减少死刑……但得切合中国的国情。我们不能为了减少死刑而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害。”
大约就在这一时间，江泽民开始关注互联网，他对于这一既带来光辉前景又带来挑战的新兴媒体具有复杂的感情。有趣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信息技术行业工作，他们与自己的妻儿住在上海。江要求中国制定信息和网络方面的法律，同时发展技术，帮助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繁荣发展。江指出，主要问题是“迷信、色情、暴力和其他有害信息的传播以及互联网犯罪”。
6月，江把他的三大爱好（艺术、科学和教育）集中在一起，参观了一个以科学或灵感为主题的国际展览会，会上共展出了来自32所大学的700件艺作品。这些绘画、雕塑和书法作品大部分都与科学发现有关。江指出，这些作品不仅能给以艺术享受，而且能够增强人们对科学的理解。
同月，江在中国科技协会发言时称，“科学精神”是“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灵魂”，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益处。“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江说，“很多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科学精神办事造成的。”
江泽民身体力行，经常参加高层科学会议——如在7月份参加了纳米技术会议，8月参加了人类基因组测序会议。他通常会作主题讲话，也常常会见与会的外国科学家。江知道自己的出席能够提高媒体报道率，从而增强人们对大会主题的兴趣，有助于推动他的宏伟战略：“科教兴国”。但大众的福祉并不是他参加会议的唯一动机，他也很喜欢与科学家交往，讨论最新的发现和理论。对江泽民来说，尖端科学是趣味盎然的。
6月下旬，“三大男高音”——卢恰诺·帕瓦罗蒂、普拉奇多·多明戈和何塞·卡雷拉斯在紫禁城为3万名现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数亿观众表演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宏伟的故宫闪耀着明亮的灯光。紫禁城前的天安门广场成了数以百计豪华汽车的大型停车场。身着华丽晚礼服的端庄女士与身着正式服装的男士络绎不绝地到来。
第二天，江泽民邀请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参加午宴，对其“出色表演”表示祝贺。他称赞这次表演“既向中国观众表现了西方歌剧艺术的精华，又向世界展现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魅力”。自然而然地，大家开始唱了起来。“主席和我合唱了一曲《我的太阳》，”帕瓦罗蒂说，“我觉得唱得不错。我想说这样真的是很浪漫。”
有一个记者问帕瓦罗蒂，如果江主席改行当一个歌剧演员的话会怎么样。这位意大利超级巨星微笑着答道：“你想让我说些外交辞令吗？”稍作思索后，他说：“如果这个人能全心全意地表现自己，就算只在唱歌这件事上，他也肯定会成为一个巨星。”但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也许，他还需要练习。”
像接待其他许多贵宾一样，江在中南海典雅高贵的主接待厅（涵元殿）接待了帕瓦罗蒂，这里杰出的中国传统建筑反映了中国文明的伟大。接待厅里，豪华的扶手椅摆成了3个半圆形的圈子，总共大概有20多把。主宾坐在江的右首，处于里面圈子的中央位置，穿着亮红色长旗袍的年轻女服务员为他们斟上热茶。年轻的男子则像未着制服的警卫一样不显眼地沿着后壁坐着。不管会见的是谁，江通常都会了解客人的个人情况，用这方面的信息来创造融洽的气氛。
江主席的客人往往都会参观西苑——历史上中国皇帝们的禁地。对于克林顿总统或者帕瓦罗蒂这样的贵宾，则由中央警卫局（中南海的安全保卫机构）局长由喜贵将军担任导游。作为一名军人，由将军对于艺术、建筑和中南海非凡构造的历史知之甚详，能够说出日期、数字和事件等各个方面的细节。
但唯恐来访者对事务繁忙的自己留下错误的印象，由喜贵赶紧解释说导游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工作。“保卫才是我真正的工作。”他说。“恐怖分子们都害怕由喜贵。”一位接近江的高级官员悄声说。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是夸大其词。
200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日，人们计划进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庆祝方式。在浙江省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译注：原文如此）有文化活动和巡回演出；在上海，有一系列以革命和爱国主义为主题的音乐会；在北京，有一个大型的文物展，包括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第一五星红旗。
为了庆祝这一周年纪念日，电视台播出了长达18个小时的纪念节目，其中心内容就是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江泽民对1万名现场听众讲话赞颂党使国在历经一个世纪的衰落后走向复兴，称赞了过去20年中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他还指出自己“三个代表”的新思想是党的未来的关键。但是在这次看似平常的讲话中隐藏着几个令人震惊的句子。
江的讲话翻译成英文大约有1。5万字，其要点是党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回顾了共产主的历史之后，江温和地批评了教条的态度。他是在为自己投下重磅炸弹作准备。
江泽民告诉党的干部要放弃那些对共产主义的“不合时宜的见解”，宣布改革催生了由“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企业主、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和个体户组成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而私营经济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的是“诚实劳动”，遵纪守法，并为社会作出了献。为了保持改革的动力，他提出也应当欢迎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中的优秀分子成为共产党员。他宣称这些群体“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以一种经典的含蓄方式，江把一项令人震惊的政策放在了看似传统的政治框架中：“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他指出企业家和技术人员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推动力之一，如果这些人继续被排除在党组织之外，那么党就无法真正领导国家的发展。他这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