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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
“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您作全面汇报。”
“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
江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原因有二，一是职业原因，二则是出于个人原因。作为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他知道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高度敏感的。虽然这次出现的是个小问题，但错误自会造成混乱；作为一个老工程师，他实际上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搞混镜头的失误。
赵本能地抓起电话拨通了新闻中心。“‘新闻联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在我到之前谁也不许动！”
当赵走进那布满屏幕的房间时，他发现这儿就好像出现了某些科幻片中时间静止的场景一样。当时真的是没有人在动，人们的脸要么是通红，要么是铁青，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沉重的呼吸声。
“把今晚的节目给我！”赵命令道，“总书记进行了两次会见。我要所有的镜头。”赵没有解释，这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让摄像师到这儿来。”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新闻制作人，赵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摄像师与编辑之间没有做任何交代，既没有书面的，也没有口头上的。江是在下午4点进行会见的，摄像师们在完成拍摄任务之后就匆忙往回赶——由于北京出名的交通拥堵状况，他们直到6点之后才到中央电视台——他们把录像带交给焦躁不安的编辑（这些编辑并未去过拍摄现场）之后，这些编辑为了赶在晚上7点之前播出，就冲到剪辑室剪片子去了。
摄像师们被告知，在没有另行通知的情况下，跟着江拍摄就是了，于是他们就拍了两次会见的场景。由于每次会见镜头都不长，而且没有做好记号——同一天，同一地点，同一人（江主席）——一场混淆的差错就在剪辑室发生了。赵知道，因为时间紧迫，而外宾们看上去也相差无几，编辑们很容易就会把两次会见混在一起。在迅速而仔细地换上正确的画面之后，赵多次检查了纠正之后的图像——并让摄像师确认无误，绝对确保这次再没有任何差错了。在他最终满意之后，赵化勇吩咐将修改过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9点钟的新闻摘要（每个小时都有）及10点钟“新闻联播”重播时播出。
8点25分，赵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边，准备给国家领导人打电话。他在拿起电话之前深吸了一口气。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他忧郁地说，“根据江主席的指示，我向他汇报情况。”
“稍等。”一个女声似乎会意地笑着说道。数秒钟之后，江接起了电话。
“您好，总书记。我们找到问题了：责任在我们，但已经改过来了，修改之后画面正确的片子将作为头条新闻在9点钟的要闻播报和10点钟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甘愿受罚。”
“你的效率很高啊，化勇，我印象很深。但别忘了，我仍是一个工程师，我还想知道问题的缘由。”
赵于是详细地说明了这次事故的原委。
“和我猜的差不多。”江听完之后很满意，并用一种行家的口吻回答道，“你也像我一样在生产线上工作过多年，所以能够理解这种失误。制作电视节目与制造汽车是一样的：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进行良好沟通是非常关键的。你要有明确的计划，这样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考虑到不要过多占用这位高级领导人的时间，赵在对江表示感谢之后就准备挂电话了。但江却继续往下说，此时的谈话更加亲切，他开始与赵谈起他与那位电子公司管理人员（就是他上了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才惹出了这起麻烦事）之间多年的友谊。随着谈话的进行，双方谈到了各种各样的话题，赵开始放松下来，觉得自己似乎正与某位亲戚或老师在晚上聊天。
最后，大约20分钟之后，江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他最后说：“你看，这的确是我的疏忽。我在同一个地方会见两组外宾把摄像师给弄糊涂了。”
“不，总书记，是我们的过错。这是工作系统出了事故。我要负个人责任并愿意接受处罚，我也会处罚那些负有直接责任的人。”
“请不要这么做，”江嘱咐赵说，“你的记者、摄像师和编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只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你看，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赵和中央电视台的上级）。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赵化勇后来回忆这出幕后戏时表示：“当时的情绪就像是坐过山车一般，从开始到结束不过1个多小时。我明白江主席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与我谈论与正事无关的事情。他是想让我在经过这次恼人的事情之后冷静下来，恢复我的信心。想想吧，国家主席亲自教导并安慰我，甚至不让我作出过度的反应，处罚我的手下。我非常感动，这一幕我将没齿不忘。”
3月底，《华盛顿邮报》的4位编辑来到中南海采访江主席。在正式回答了事先提交的问题之后，这位中国领导人以其喜欢的交谈式风格与他的交谈对象相互打趣，开玩笑，偶尔还用通俗的英语说上两句。
其中一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称江泽民“魅力十足，非常幽默”。这位编辑对于一位华裔研究者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遭拘留的案件非常关注，但他发现江似乎对媒体如此关注此事真的是大惑不解，而且也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如此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我脑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江说，“在经济与高科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军队也非常强大。你们有许多事情可做。你为什么老是关注这类事情呢？”
在这次采访中比较轻松的时刻，江承认当记者提问时他会感到紧张。“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在会见外国记者时总会感到头疼，”江说，“美国总统也不例外，我个人也发现了这一点。”
江还拿这些年轻的客人开玩笑。“我想今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之间年龄的差距非常大，”江说，“当然，你们的精力比我要充沛得多。但我不得不说我可能在生活阅历上要更为丰富一些。这不是自大，是客观事实。”江泽民以一种毫不夸张的口吻缓缓说道：“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位编辑请江泽民评论一下“法轮功”奇特却强大的吸引力，并且问中国人民是否“已不再信仰共产主义，转而寻求其他信仰了”，试图以此来激怒江。
江主席承认可能有些中国人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但他突然用说不上好但却充满激情的英语说道：“但我仍然信仰共产主义。”他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在我年轻时候，”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以为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但现在我觉得并非如此。”
这一问题继续困扰着江。江在2003年末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到这个题时说：“多年以前，当我们参加共产主义革命时，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将在全世界实现，而且它将有利于全世界。今天，尽管我们依然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时代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常常思考历史，”江接着说，“我现在已经77岁了，我经历过发生剧烈变化各个时代。我完全相信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能够和平共处。”
但是就在江进行这种宏观思考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提醒人们这种和平是多么容易被打破。4月1日星期天，一架美国海军的EP…3“白羊座Ⅱ”侦察机起飞执行例行的侦察任务，收集中国沿海的电子数据。EP…3侦察机的信号搜集范围是200至460英里，机组人员可通过机上的设备截取中国的各种电子通信，这些通信对美国军事指挥官具有重大意义。
几十年来，像EP…3这样的美国飞机经常从日本出发，到中国边境执行侦察任务，其行动也总是受到中国军队的密切监视。一般来说，美国侦察机总是在公海上空沿着自己的既定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