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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但从照片上看，他肯定有自己的主张。”
当华莱士穷追不舍的时候，江尖锐地回答说：“我知道你的用意何在，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充分尊重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愿望的权利，但是我不主张在紧急状况公开反对政府采取的行动，况且坦克停了下来，并没有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压过去。”江强调这个人没有被捕，但没有说出是否辨明了这个人的身份。
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简短、直接甚至有点尖刻的回答中，江提醒说，发生在1989年6月4日的不幸事件，不应该成为友好国家之间的障碍。他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意愿，标志着向医治这一尚未愈合的伤口的漫长过程迈出了第一步。
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国家的领袖，江主席扮演了一个不太可能的角色——大卫，听众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而华莱士则是那个巨人歌利亚。当华莱士抱怨说江的回答太长时，主席马上反击说他的回答和华莱士的问题一样长。如果华莱士想要短一些的答案，他就应当问更短的问题。观众们都很喜欢这一段。
江泽民颇具长者风度，言辞坦率，黑框眼镜后的双眼炯炯有神。看起来，乐在其中，即使在对方穷追不舍之时。江绝不是那种让着了迷的观众失望的人，他对着华莱士唱了一首他年轻时参加示游威行时唱过的《毕业歌》。他迫切地想泰然自若地试试他那一口远非完美的英语。他也毫不掩饰自己能背诵《葛底斯堡演说》的那种自豪与喜悦。与麦克·华莱士一问一答是大胆而冒险的——对一个中国领导人来说绝对是惊人之举。连珠炮似的发问里有对江语言上的轻慢，但正是江在这种难以招架的处境的表现，成就了一出优秀的电视节目。江的姿态恰到好处——务实、坦率、谦逊、引人入胜而且绝不回避任何一个问题。他让自己变得招人喜爱，结果是，美国人民喜欢上了他。这次节目中，江泽民直接面对数百万观众，这是其他中国领导人所没有尝试过的。江以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甚至是易受攻击的常人形象，引发了一些观众对他们心目中教条化了的中国印象的质疑——美国媒体长期以来把中国定型为一个僵化、对内独裁压迫的反美国家。《华盛顿邮报》把江接受采访的那期《60分钟》节目评为美国“本周最佳”电视节目。有人评论说江的露面是中国对美国公众的最好的一次展示。
也许最高的赞誉来自对付媒体的老手比尔·克林顿。在参加联合国千年峰会的各国元首共进午餐前闲谈时，克林顿赞扬了江主席在节目中的表现。他说：“我看到你简直风靡了美国电视。”“麦克·华莱士真让我们丢脸。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朝你）聒噪。我看了节目，非常好。”克林顿又微笑着说道：“我很羡慕。”
江泽民和克林顿在华尔道夫酒店举行了一次更为正式的会晤。克林顿同意了这一观点：台湾新领导人的言行是从一个中国立场上的倒退。当被问及中国对宗教的压迫时，江坚持认为中国没有压迫。回顾历史，他提醒克林顿说，由于跟西方对中国的“凌辱”有，中国的基督教背负着许多“包袱”。他说基督教伴随着外国的入侵一起进入中国，跟佛教及伊斯兰教的传入方式相比，这于其自身是不利的。
在与克林顿的会谈结束后，江主席参加了300位纽约各界名流为他举行的午餐会，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娜·惠特曼以及众多商界领袖。穿行于大厅间，与众人碰杯、叙旧，江显得轻松而擅长社交之道。他发表了一次45分钟的全英文演说，主题中国国内的发展和人权问题。主持人幽默地说，江主席用英文比克林顿总统用中文说得更好。说到克林顿，这位通常情况下的注目中心，那天当他离开酒店，发现纽约最有权有势的人都来与江泽民而不是他共进午餐，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第二天晚上，江泽民来到林肯艺术中心出席中国中央民族乐团举办的音乐会。在音乐会开始之前举行的来宾众多的招待会上，江遇到了一位老朋友，香港房地产大亨龚如心在众多深色着装的公司老总中，她以一袭高贵华丽的蓝色旗袍显得格外突出。发辫高束的龚如心被称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她连连就中国的教育问题向江泽民提出意见，这是她的众多慈善项目之一。在喧闹的人群中，江的回应是对她的新发型作了评价。
在纽约的时候，他对600名海外华人表示他将在本届任期满后从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江说：“我欲乘风归去。”这句话与宋朝诗人苏轼渴望退职还乡的心情形成了共鸣。江若有所思地说，他希望能重新享受没有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前的自由生活。他并没有提及他的第三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
但是，李瑞环在北京会见各民主党派人士时说，未来党的总书记人选还没有最终确定。他说，“有很多党内外和军内的同志希望江泽民同志仍然留在岗位上，为党的建设、党的理论发展以及军队建设投入更多的精力。他们还希望朱镕基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使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更快更好地进行。”
似乎与他在《60分钟》节目中接受采访时的一流表现恰恰相反，几周以后，在一次对香港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江泽民发火了。当时，一位香港记者问江，他支持董建华连任香港特首是否就等于“钦点”。
江冲着那位记者大声说道：“你们不能故意哄闹，然后说这是一个大新闻，”他是指北京明确支持董的连任，“不要想弄一个大新闻，说现在已经‘钦定’了，然后把我批评一番。”
“我并没有说他是钦定的，”江继续说道，显然对那个别有用心的字眼感到愤怒，“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考虑。你们不能说我们‘钦点’，然后（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对我进行批评。”
“你们媒体有必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江接着说道，仿佛那些记者都是些犯了错误、需要接受训斥的学生一样，“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们（香港人）有一个好处，你们跑到世界各地（报道新闻），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
“但问来问去的问题都太简单，有时很幼稚！你们理解不？明白吗？作为一个长者，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一点。我不是记者，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生活的真相。”
江泽民在这里用上了一句谚语：“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大发财’。但是既然你们如此热情（热衷此事），如果我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好。我完全可以说‘无可奉告’，但是你们都会不高兴的。”江显然颇为生气，承认说，“我身经百战，见得多了。”
江主席拿香港记者与麦克·华莱士作了比较。江说，华莱士也问了他许多挑衅性的问题，但是他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职业精神。江说，他们侃侃而谈，谈笑风生。
华莱士的发言人说，这位《60分钟》的老牌主持人已经看到了江对他的评价，并认为那是对他的“赞美”。发言人说：“如果有人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只要看看那次采访……很显然，我们提出的都是一些苛刻的问题。在向一位领导人提出苛刻问题的同时仍与他保持正常的关系，这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江泽民在华莱士的采访中表现不错。在北京，有的人抱怨江作为中国国家元首，接受华莱士咄咄逼人的采访。他们觉得这不是一桩小事，批评江这样做，也批评他的工作人员如此安排。而其他一些人，或许是那些更具国际眼光的人则感到高兴，为他们的领袖出色应对美国媒体的棘手采访而自豪。他们认为江在重重压力下表现出来的坦诚和热情、明确且直接的反应，使他更具亲切感和可信度，而他在数百万美国人心中留下的印象比以往任何一起公共关系事件更能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美国新闻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支持这一最新观点。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厦门走私案中，中国与加拿大就引渡犯罪头目一事发生争执，因为加拿大拒绝向执行死刑的国家引渡犯罪嫌疑人。在进展缓慢之际，领导调查工作的朱镕基冲口说道：“关于这个案子，即使牵扯到江泽民主席，我们也要追查到他这一级。”
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贿赂被处决，他是党内因所犯罪行被处以死刑的级别最高的干部。江泽民曾面临压力，被要求减轻对成的判决。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