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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学们觉得他很风趣，而他也善于交友。学生们的手头都很紧，如果需要某样东西，他们就得节省开支，存够了钱才能去买。江的衣服不多，但他总是衣着整洁。他在挑选密友时非常谨慎。尽管他年龄很小，许多人常来向他讨教。
“江生活简朴，”他的朋友童宗海说，“他逐渐成为我们中间的领头人。”
江泽民的一个室友是他的扬州同乡，家境富裕。有一次，同乡的父亲到学校来看他的儿子，两人邀请江到一家昂贵的饭店吃饭，但是当得知他们没有请另外的室友时，江礼貌地回绝了。父子俩坚持请他一道去，但他就是不肯答应。最后，同乡的父亲迫于无奈说，“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去，我就请上你的另外两位室友。”直到这时，江才同意一起去吃饭。
“我很高兴，因为江泽民的固执，我才能一起去吃饭。”童补充说。60年后，他也戴着眼镜，跟中国国家主席有些相像。
和普通学生一样，江和他的室友喜欢聊天和播放音乐，直至深夜。江还喜欢体育锻炼，尤其是引体向上。
“你想知道江泽民在大学时代最开心的是哪一刻吗？”童宗海问道，同时咧嘴一笑，“那是他赢得一次引体向上比赛的时候。我们把寝室门框的横梁当作单杠。搞这个比赛是江泽民的主意”。
后来，引体向上比赛在他们中间频繁举行，而且每次——总是由江先提议——他都能赢。在最佳状态时，他能做24个。
“他不会拉到‘一大半’就算数，”童补充说，“每拉一次，他都要尽力让自己的下巴越过横梁。”
尽管学习生活令人愉快，但现实世界的侵扰还是无处不在。由于南京当时是日本占领军支持下的汪精卫傀儡政府的首都，所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们经常感受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日本兵随处可见，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招摇过市。政治问题距离学生们的思想并不遥远，学生们发现了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并日益渴望尝试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
江泽民上大学第一年的12月中旬，鸦片泛滥成为学生们沮丧情绪的焦点。在国民党统治下，吸毒受到严厉查禁。任何人只要被抓到在抽大烟，都会被投入监狱，有些人甚至会被当场打死。然而，在日本人统治下，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占领军积极输入鸦片，在当地老百姓中间大肆兜售，以削弱他们的体质，瓦解他们的斗志，同时也为了赚钱。“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后，”童回忆说，“大烟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到处都是。很显然，有日本人在背后支持。我们极为憎恨他们的这种恶毒政策。”
对学生们来说，抽大烟是中华民族长期陷入昏睡状态的一种令人痛心的象征。一天下课后，江泽民一阵风似地冲进寝室。他向大家报告说，学生领袖们正在计划采取行动。“昨天晚上，我们的一些同学出去封烟馆去了，”激动的江告诉他的室友说，“但那些没有良心的烟馆老板叫来了日本宪兵，把他们毒打了一顿。有几名学生还受了伤。”由于有日本占领军给他们撑腰，那些烟馆老板根本就不怕报复。
“今晚，”江小声地说道，“我们要集体出动——人越多越好。我们都得去。”
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不简单。因为1943年的南京仍处于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为了控制中国老百姓，他们奉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可能仅仅因为对某个人看不顺眼，日本兵就可以随便编造罪名，抓人、关人、打人和杀人。“我们是奴隶。”童宗海说。
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人所支持的政策是需要勇气的，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大学生到中学生——走上街头参加了抗议活动。其中大多数学生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从出生起就一直生活在日本压迫者的阴影中。“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残暴，”童说，“从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满耳听到的都是祖国的主权惨遭蹂躏的消息，和兄弟姐妹萦绕不去的号哭声。”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的学生们就时常把抗议作为一种促成变革的手段，且往往奏效。从民国建立到1919年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就勇于发表他们有关国家未来的见解。在示威活动中，学生们经常唱起一首名为《毕业歌》的歌曲。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
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同学们，大家起来……
歌词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多年的屈辱和失望，在江泽民这代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长大后决心要为国奋斗。对许多学生来说，“清毒运动”成为他们借以发泄对日本人压抑多年的愤恨的机会。几乎整整60年之后，童宗海和江泽民，这两个当年的大学室友仍然记得《毕业歌》的所有歌词。许多年来，江在很多场合都唱过这首歌，包括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采访时。
虽然他的室友们也很想打败日本人，但他们并没有立刻就响应江的号召参加行动。许多烟馆老板都是黑帮成员，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有权有势的汉奸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学生害怕受到报复，更怕受到伤害。
“我们当然感到担心，”童说，“那些老板都是帮会分子。我们只不过是一些青年学生。我们凭什么和他们斗呢？当然，我们支持捣毁那些邪恶场所的主意。不过，到真正要动手的时候，我们害怕了。如果我们真的砸了一些烟馆，会怎么样？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会被认出来，列入黑名单，一个一个地被清除掉。”
但江坚持道：“人少了不行”，他恳求他的朋友说：“请和我们一起去吧。不管怎样，我们今晚都得去。”他慷慨激昂地谈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直到两个室友同意加入。第三个室友说他愿意留守。“万一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他对他们说，“起码我还可以给你们的家人送个信儿。”
当晚，数百名学生在学校的运动场上集会，来自南京其他高校和中学的学生也同时向这里聚集。他们之所以选择晚上举行抗议活动，是因为这个时候烟馆的生意最为兴隆。很快，一支1000人的学生队伍开始沿着意为“和平”的太平路向市区进发。他们直奔烟馆最为集中的夫子庙地区。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童回忆说，“我们一边无畏地举起右臂，勇敢地握紧拳头，一边唱着抗议歌曲并呼喊口号。我们希望能吸引路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尽管当时天已经黑了，还是有许多老百姓聚集在道路两侧观看。在行进途中，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不断有学生加入，就好像被磁石吸引了一样。我们的总人数最后增加到了约4000。”
“我们感到充满了力量，”回忆往事的童宗海突然提高了声调，“那么多和我们站在一起。”
最初，只有17岁的江泽民和他的室友走在一起，但不久他开始在游行队伍中前后穿行，来回传递消息。
“他的脸上都是汗。”童。
每到一处烟馆，学生们都会给里面的瘾君子上一课，告诫他们吸毒的害处并劝他们戒毒。学生们还指责烟馆老板赚的是昧心钱，并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贻害子孙后代。学生们宣称，贩卖鸦片是在犯罪。于是，他们要求烟馆老板交出鸦片和各种烟具。一些老板乖乖地交了出来，但另一些老板则试图反抗。
“如果烟馆老板交出毒品和烟具，我们就离开，”童回忆说，“但如果他们拒不交出，我们就开始砸烟具，把它们扔在地上摔得粉碎，并没收他们的毒品。我们雇了一些人力车来拉我们的‘战利品’。在回学校的路上，走到国府路原国会大楼附近的广场上时，我们卸下所有没收的东西，一把大火把它们烧了个精光。”
整个晚上，汉奸和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一直尾随着学生队伍，但学生们继续前进，他们一路高呼口号，唱着歌，在凛冽的寒风中紧靠在一起。当没收来的鸦片和烟具被付诸一炬时，他们拍手大声喝彩，直喊到声嘶力竭。
学生领袖之一的厉恩虞发表了讲话。“我们今天的行动是勇敢的、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