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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以收集宇宙的力量和消除人身上的“业”。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说，他们能够感觉到“法轮”在他们腹中转动，所有的信徒则被告知要驾驭这种力量去治病，而不用药。有信徒受欺骗，生病不吃药，不及时医治，以致死去。“法轮功”的信仰体系融合了伪科学的健康学说、精神幻想和各种杂乱的哲学—神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法轮功”更像是罗恩·哈伯德的信仰疗法、玛丽·贝克·埃迪的基督教科学派以及勃拉瓦茨基夫人的神智学协会这三者形成的大杂烩的亚洲版本——一种新时代的邪教。
这个邪教通过口头传播，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员数量已攀升数百万之众。1999年初，外电报道称全中国的“法轮功”信徒可能多达7000万，政府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已经确认的信徒约为200。但是在4月25日的示威活动之前，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
“怎么会这样？”江泽民大声问他的密友沈永言，“‘法轮功’怎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难道他们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我们的公安门在哪里？我们的安全部门在哪里？”
“法轮功”的头头声称，这一神秘的聚众事件并不是一场政治抗议，而只是一次请愿，他们要求释放45名因围攻一家杂志社而被天津警方拘捕的练功者。这家杂志社曾刊登一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打消政府的疑虑：任何大规模、未经授权的群众聚集事件都是值得警惕的。
江批评情报失察。尽管忧心忡忡，中国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立即就这一事件发表任何评论，媒体在两天内也没有对此事作任何报道。
在此期间，负责处理公众意见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官员和“法轮功”练功者们进行了接触。“政府并不是反对功，”一位官员说道，“但是你们不能像这样聚集，你们必须离开。”双方达成了协议，练习者们安静地散去了。一时间，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但是当高级官员们得知一些党的干部也混迹于示威者中时，他们震惊了。
通过沈永言，江了解到了另外一个让他感到震惊的“法轮功”信徒。“我告诉江，”沈回忆道，“我们汽车厂的一位女副总，她是著名的上海财经大学的毕业生，结果也练上了‘法轮功’，她患有高血压，因为拒绝接受任何治疗，最终死于脑溢血。江也认识这位女副总，他听完之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会练‘法轮功’？”江问沈，“这些人脑里在想什么？”
从一开始，江主席对这个教派就比他的同事们存在更多的怀疑：他对其潜藏的动机更为敏感，对其超自然的伪装更感不安，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或许也更有预见力。他的立场是绝不妥协。就在当天晚上，江向其他高级领导人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谴责“法轮功”“邪教”，他问道：“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他怀疑有外部势力暗中施加影响。
“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他写道。
他把法轮功”在中国做大的原因归结为部分主管思想和干部工作的党员干部的疏忽失职。他严厉批评安全部门未事先掌握这场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情况。在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江挥动着从互联网上打印下来的公开宣布“法轮功”在中南海集合的文稿说道：“谁说没有迹象表明‘法轮功’信徒将在中南海集中？”他警告说，“同志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然而，就当前而言，针对“法轮功”应采取的措施只有暂停。就在江的政府为应付国内可能发生的动荡而费神时，两起国际事件发生了，它们都涉及美国，而且，没有一件是好事。
第一起事件是5月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就在中国的领导者们秘密商讨应如何对此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已经怒地走上了街头。10年前的天安门让世人难以忘怀，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的抗议者们指责他们的领导人对美国“太软”。处理这件事需要采取谨慎策略：既要安抚民众，又不能疏远美国。几周以来，政府小心翼翼地试图化解紧张局势。
第二起，5月25日，所谓的《考克斯报告》在华盛顿出笼。这使得化解危机的工作雪上加霜。该报告满篇尽是煽动性的指责，声称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窃取美国最敏感的军事机密，尤其是核武器设计和导弹制导系统。该报告的出笼紧随轰炸大使事件，时机之糟糕实属无以复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克斯报告》中写道，“已经窃取了美国最先进的热核武器设计的情报……其中包括一种微型的锥形弹头W…88，它是美国迄今研制的最先进的核武器。据称，被取的材料包括7种热核武器弹头的绝密资料，而这些弹头都被部署在美国的弹道导弹武器库中。“中国对我们的国家武器实验室的渗透至少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几十年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还在继续。”更糟糕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间谍活动还被指责为代表了一种官方的政策和中国的帝国主义图谋。“中国获外国军事技术的努力只是其争做一流大国并使中国最终实现其全球谋划的目标的一部分。”
“中国的长期地缘政治目标包括把台湾并入中国，并成为亚洲的头号强国，”该报告宣称，“中国并不排除对台动武，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窃取则提升了其使用武力的军事能力。中国还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日本提出了领土要求，并以武力作为提出上述要求的杠杆。”报告的结尾以一种威胁的口吻说道：“中国的这些目标和美国当前在亚洲以及太平洋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并不能排除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中国还被指责向反美政权，包括伊朗和朝鲜，转让了这些技术。6周前，《纽约时报》一则新闻声称中国曾两次窃美国的核秘密。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那些设计不管用，于是1995年中国情报人员卷土重来，展开又一轮的窃取。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江泽民都保持着沉默。但是其他的中国官员则深感怒。4月份，朱镕基否认了这些指控：“我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说，我和江泽民主席都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也询问过中国的高级将领，他们说也是毫不知情。”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称其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诽谤”，斥之为“典型的种族偏见”。考虑到美国人在李文和案中歇斯底里的表现——在媒体的枪林弹雨中，他被指控并差一点被判犯有核间谍罪，对考克斯的指控不予置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纽约时报》于3月爆出李文和案的时候，将李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里“碍手碍脚”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其后的调和李所受的严酷监禁也反映出一种令人担忧的“恐华”心理。尽管针对他的间谍指控最终被撤销，但这位60岁的核物理学家被单独监禁长达278天，并被禁止以其母语与家人进行交谈。最终，李以“错误处理”核机密的罪名服罪，并被罚款100美元。审理此案的首席法官认为，政府对待这位科学的方式是极具侮辱性的，因此，在向法庭作正式陈述时，异乎寻常地向李正式致歉，并尖刻地指责了政府的这一行为。
在5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赵启正主任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都可以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武器技术。所谓被窃取的美国核弹头情报在互联网上都可以获取，《考克斯报告》中并未列举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赵历数了中国在没有得到外部帮助的条件下，在航天和武器研发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中国需要得到外国的帮助能实现技术进步，与指控中国为“小偷”同样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不信任感并非是来自单方面。《考克斯报告》加上3周前的轰炸大使馆事件，这一切使得1年前还前景光明、发展迅速中美关系降到了一个新的低谷。由于江泽民和克林顿之间两次成功的峰会，两国都开始使用“战略伙伴”这个词来指称对方了。现在，他们又换回老的说法，“战略竞争对手”。北京和华盛顿的内部备忘录中甚至还都使用了一个更具威胁性的语：“头号大敌”。
在事态发展中，关于间谍案，江民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直到2000年9月，他在麦克·华莱士主持的《60分钟》节目里有所表态。尽管所有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