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结晶”。
十五大闭幕后，中央委员会随即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最终选定政治局和拥有巨大权力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时候到了。没有人确切知道最终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党内知情人士称其为“党内民主”的一次“跃进”。
江在报告中呼吁团结，不过事情很明白：虽然他可以要求团结，但他却无法强求。高层官员的选举不是他或其他任何人可以控制得了的。此次还将举行颇具竞争性的无记名票。中央委员可以为政治局出除正式名单之外的6至7名候选人，然后由21人组成的新的政治局以相同的秘密程序在他们中间再选出常委会委员。
江泽民仍旧是第一号人物，其后是李鹏。朱镕基成为第三号人物。李瑞环还像以前一样为第四号人物。他们之后是胡锦涛，他正在被培养成下一届党的总书记。接下去是尉健行。最后一是李岚清，他经是李瑞环领导下的天津市副市长。新的排名有两个出缺，一个出人意外，另一个使人吃惊。出人意外的是政治局委里第一次没有军方代表。这被认为是江加强了对军队控制的象征。
使人吃惊的是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乔石。实际上，前一天当乔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上时，这条消息就已经传了。这明白无误地表示，乔已经退休。
在十五大上取得巨大胜利之后江开始筹划未来。在新的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表示，他将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持胡锦涛成为总书记。江说：“我们年纪大了，应该给年轻常委更多的权力。”接着他向胡作了一个手势，说：“锦涛同志，还有其他年轻有为的干部将为党作出新的贡献。我们第三代领导应该更多地为年轻人铺路，把他们的障碍降低到最小。”像他之前的邓小平那样，江泽正在计划一场和平的交接。如从前一样，稳定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
1997年5月，美国有新闻电视的记者陈梦兰在采访江主席时问道：“您早晨醒来后，心里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江回答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我通常很晚才睡，在我的心目中，就内政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12亿中国人民的温饱。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呢？从人权角度来，这是他们的生存权。对于一个没有面临和我们相同情况的国家来说，这是很难想像的……我总是想，怎样才能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致富的目标。一直以来，这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是学电机专业的，也学过高等数学，但我还是觉得这道题很难解。”
谈到他的作息，江说他习熬夜，“经常到半夜才睡觉……思考问题”。早晨他必须“为参加各种活动梳洗整装”，因此他“动作必须非常快”。
江告诉《时代》周刊说：“有时候，我会失眠，比如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尽管有现代科技，但我们主要还是靠天吃饭。我特别要感谢的夫人。她总是劝我说，毕竟饭还得吃，还得设法睡一会儿觉，因为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工作。”
在这次采访中，江还谈到了他个人的兴趣。他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都给了我极大的乐趣。我还喜欢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他的妹妹江泽慧坦率地说：“三哥通常都在深夜给家里打电话，他仅有的个时间就是夜晚。他总对我说，他有‘学不完的东西’。除了报纸、书籍和杂志外，如果有外国人来访，他还得阅读有关他们国家文化、历史、经济和时事的材料。他看中央电视台的《闻联播》，还经常看《焦点访谈》，如果他看到一则引起自己担心的报道，就会给地官员打电话。如果我哥有时间，他喜欢看一些文艺类的节目。”
一个关于江如何处理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问题的例子，发生在1998年春天。那次，他看到一个关于山东省400名小学生服用了劣质碘钙片中毒的报道，当晚即给卫生部的官员打了电话。江被告知是当地防疫站的副站长为牟取私利而出售了这些劣质药片。江非常生气，他给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打电话说：“决不能允许这些被金钱和物质利益冲昏头脑的官员为非作歹，对这些罪犯必须严惩不贷。”除了要依法处理之外，江还努力确保这类事件不再重演。这个故事确能反映中国媒体开始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
江主席近50年的密友沈永言说：“江一般是在晚上10点半以后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是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一般聊上二三十分钟，仅此而已……”
沈笑着说：“他可能有点担心，如果我们聊的时间太长，我会要他帮忙办私事。他曾对我说过，如果我自己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比如要看急诊什么的，他会尽力帮忙，但我不能替别人操心。很多人知道江和我关系很密切。有的朋友遇到了真正的困难，比如遭遇到法律上的不公正或遭受方政府不公正对待等，但我爱莫能助。”有时江在白天给沈打电话，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听到从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内传出的笑声。如果沈的秘书问是哪位打来的电话，江回答：“我是北京的，我姓江。”
沈永言说：“由于我们是多年的老友，所以我们也聊一些私人和家庭问题。难得有几次，和江谈及自己的私事。但有时，即使我听从他的建议，甚至有他的亲笔签名作为支持，还是有可能解决不了。有一次，在处理一个我认为不公正的，涉及到城市当局的问题时向他讨教。我一切根据他的指导来做，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后来当我告诉他说他的建议没有奏效时，他只是说，‘唔，那是地方保护主义。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他权力也是有客观限制的。他担任总书记多年，可能是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事情是他无法控制的。但我知道一点：江泽民是我真正的朋友。”
1997年，江主席有一次给他的科学顾问宋健博士打电话，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江刚刚看完宋博士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年表的文章，他对其中引用的一段话非常感兴趣。这是著名的数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22年为中国开出的一个处方，此前一年他一直在北京大学讲学。罗素写道：“全中国真正进步的人们必须团结在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社会中，通过集体做出决定并迫使所有成员支持这些决定。”
江给宋博士打电话，要了10本罗素的原版作《中国的问题》，宋博士安排将这些书送了过去。宋评论道：“江主席对中国社会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预见到如果中国采取西方式的民主，那将没有足够集中和强大的力量使国家保持团结并确保其持续发展。如同对其他国家一样，民主对中国来说是个有价值的目标，但中国当前还承受不起。”
第19章 1997年10月－12月“我的耳朵还很管用”
10月26日，江主席开始了他对美国为期8天的里程碑式的访问。尽管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此前曾经会晤过4次，但这次访问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两国首次举行的正式首脑会晤。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媒体近来对中国非常警惕——也许是由于在苏联解体后需要一个新的敌人——这位中国领导人告诉其助手要规划一次全面的国事访问。但也并非每一项活动都要非严肃。江泽民认为，是到了向美国人民展示中国新形象的时候了。
甚至在江抵达之前，这次访问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主要是那些代表台湾和西藏闹“独立”的人，都计划在江主席露面的地方举行抗议活动。人权激进分子宣称将尾随中国主席走遍他在美国的每一站—夏威夷、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江准备迎接挑战。他是有备而来的。中国最好的政策分析家为江汇编出访的情况简介。涉及题目包括外交、贸易以及存在争议的问题，如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甚至还有他将参观的每个地方的概况和当地历史及社会名流的情况。在访问前几个月，中国方面就派遣调研人员到华盛顿和纽约，以确定江应访问什么地方，会见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