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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94年的这次访问，党的媒体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党的一项内部指示要求中国的新闻机构“适度地报道江泽民同志夫人在国外访问时的有关活动”。过去，新闻媒体总是避免触及高级领导人的个生活。
1994年9月下旬召开的党中央全会着眼于“党的建设”，作出改革干部提拔制度的决定，包括使用民主选举的方法等。全会召开之际正是人们讨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交接之时。虽然没有正式的文件，邓已经指示家人、工作人员和助手，他不再积极参与政治。6周后，11月11日，他告知身边的人说他不再与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工作了。他告诫说领导人决策时必须谨慎行事，他担心自己年纪大了会犯错误。邓小平说，现在是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为中国担起全部责任的时候了。
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的下午，邓小平乘车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人们把他扶下车，又把他搀到一张轮椅上坐下。他曾在2月作了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那是在上海为一座桥梁题字时，当时已能明显看出他的老态。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活动。那天晚上，他设宴款待一批退休的党的领导人。这是90岁高龄的第一次坐在轮椅上与同事们见面。公开发表的邓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他在观看国庆焰火。尽管照片上的邓显得迟而老迈，但是他对同事们的谈话却是清晰而富有远见的。
邓小平委托出席晚宴的薄一波（中国的“长寿元老”之一）代为宣读他的致词。“有个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才能解决的难题，”邓告诉薄，“在党内以及在国内外，我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被认为是特别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这不是一件好事。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死了，这可能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动荡。我希望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中央和省一级领导班子能统一思想，下定决心，紧密团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薄一波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从邓到江的过渡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确立毛泽东为第一代领导人，以及1978年改革开始时确认邓小平为第二代领人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拥护江泽民作为唯一的核心。”薄写道。
这段时间前后，江把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调到北京，担任负责日常党务并拥有广泛权力的书记处的书记。这样，吴将协助胡锦涛处理党务工作。敏锐的观察家们指出，1992年已进入政治局的53岁的吴和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及政治局候补委员温家宝，将成为新一代的领导人。吴邦国和胡锦涛都曾读于清华大学，又是同年入党。据说他们彼此十分熟悉，“怀有共同的理想”，并遵循同样的路线。
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同江泽民一起工作的上海市市长、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黄菊，进入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
11月，江主席飞往印度尼西亚第二次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也将第二次与克顿总统会晤。雅加达的气氛显然要比在西雅图时轻松得多，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广泛的议题，包括人权、北京向巴基斯坦和所谓“无赖国家”转让导弹和核技术问题以及朝鲜的核开发。
克林顿提出：“在人权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对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的全面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江回答说，中国正在社会内部扩大人权，但是不以牺牲稳定为代价，稳定始终是中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他强调，在处理包括人权在内的任何问题时，中国的主权都不容侵犯。
克林顿承认各国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他说他将“毫不愧悔”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努力影亚洲国家的人权政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都渴望受到尊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选择领导人时拥有发言权，”出发前他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在增加贸易与促进人权及开放的社会之间作出选择。”
至于中国方面，泽民提出了在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建设性关系的五项原则：要有长远观点；维持友好的同时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充分利用各自经济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合作增进高层接触。这些原则都很宽泛，并不具体（如此往往易于达成协议），江再度重申了改善双边关系的16字方针。
尽管工作繁忙，江还是会抽空过问他一生热爱的科学事业。1994年晚些时候，在天津视察时，江中断了原定行程访问了南开大学，因为他想了解一下基础物理研究中的某个领域。一位授送给他几篇学术论文后问他：“您这么忙，会有时间阅读这些材料吗？”江回答说：“会的。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现代科学发展得这么快，我必须加强学习以跟上形势。”
随后，江信步来到图书馆并和中文系的学生进行了交谈。他当众背诵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轼的《中秋见月和子由》，令学生们叹服。当江和大家告别时，他对学生说：“我很羡慕你们有这么漂亮的学校。我真希望能到这儿来学习。”
“江主席所受的理科训练和多当工程师的经历使他的逻辑思维特别好。”赵启正说道。赵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时起，他就在江泽民身边工作。“他还通晓许多学科。我学的是核物理。在其他人面前谈论科学时，我很有自信，但在江主席面前我得十分小心。”
12月，江泽民决定让政治局委员听法律讲座，特别是有关国际贸易和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方面的法律问题。演讲者是上海的著名教授曹建明。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像是上法学院的第一天（也只有在这里，教授会比学生更紧张）。安排课程的是曾庆红，他陪同曹来到江主席的正式会议室，那里铺着红地毯，是说中为全国制定政策的中心。他们绕过配有32张座椅的、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时，曾庆红鼓励曹建明说：“随便讲，大胆讲，告诉我们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把我们当作你的学生。”
首先发言的是江泽民，他先介绍了曹建明，然后发布了坚定的指示：每个人都必须懂法，相信法，守法和依法治国。曹作了热烈而精彩的演讲，讲解理论和法规时穿插了真实的案例。他没有回避中国的问题。他说，大规模地窃取知识产权不仅使外国公司十分愤怒，而且还伤害中国人的创造性。他又解释说，过高的关税促成走私活动的猖獗。讲到这一点时，江插话问道：“外经贸部的领导来了吗？”看到有一人举，江说：“你应该仔细听，好好学习这些观念。”
讲座结束后，疲惫的曹花了一点时间收拾他的书和物品。直到江的一个助手悄悄告诉他：“主席在等你。”他这时才注意到江一直耐心地站在门口。谢谢你，教授，”江说，“今天我们向你学了很多，你让我们大家受到了启发。”
12月底，江泽民集中精力抓文化工作。他说，弘扬中国的民族艺术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以及激发民族精神都是很重要的。他呼吁设立更好的艺术学校和高等学府，更多地关心民间艺术，改善艺术家的生活条件。他还赞美了传统的中国艺术形式。12月20日，为期1个月的京艺术节在北京开幕，江泽民也是观众之一。
第16章 1995年“精神文明”
江泽民正在逐渐进入自主角色。元旦那天，400名要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茶话会。会上，江发表了以“精神文明”为题的讲话，强调要协调好市场经济下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江对理想中国社会的这种“精神”追求，并无任何宗教含义。相反，它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中国文化融合的产物，在日益商业化和物质化的社会中，这将有助于提高道德水准和重塑传统价值观念。
在中国动荡的转型时期，“精神文明”还将担负起重树党的威信的重任，并将使江泽民成为中国的头号政治理论家。“精神文明”这一用语为邓小平在1979年末率先使用，此次江泽民又为它注入新的活力。这一概念将决定此后两年的政治议程。
主要的问题之一自然是经济增长过热。例如各省官员被夹在中央政府和所辖各级政府间，进退两难。上面要求控制通货膨胀，下面吵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经济改革要取得成功，北京亟需合作、整合长远规划。
毛泽东、 邓小平经常可以发号施令，几乎所有人都会贯彻执行。而江泽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