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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在党校发表讲话3天后，他来到邓小平家，寻求这位最高领导人对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面改革新旗帜的同意。讲话前江没有和邓磋商。在邓南方谈话后，一切问题便由江自己来解决。在此意义上，南方谈话确实是对江的一次考验，而他的党校讲话正是最后一考试。
对邓而言，这个名词是再自然没有了。几年来他一直说资本主义制度也有计划，而社会义制度也有市场。讲话后，江也请教了陈云和李先念，两人均表赞。于是邓最后总结说：“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有了（党的十四大的）主题了。”
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成为中国官方指导方针还需要再过几个月，但毫无疑问，正如《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所言，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江的党校讲话非常敏感，”滕文生回忆说，“因为正好在邓南方谈话之后且要体现他的改革思想，但是党和国家对这样的新思想还没有准备好。抵触是有的；还要考虑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江的（讲话）基调是共同讨，而不是下达指示。他要寻求共识。”
这样，江就开创了一个先例。为了让党的领导人对每5年在党代会上制定的新政策有思想准备，他首先会在春天到党校发表讲话时预先透露一下自己的想法，允许大家对此进行热烈讨论，这样一来，等到季党代会正式提出该项新政策时，它早就被接受了。
一旦中国媒体获准报道邓小平的南巡，他的每一步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昭然若揭的真理。几乎每一个有关公共事务的报道都会提到邓的“南巡”。大陆的记者们如今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邓，把新一轮的改革称作“吹遍全国的一股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犹豫、焦虑和疑问”。中国的各个省份都在寻找改革的新路子。整个国家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从1992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居世界首位。
当邓小平告诉大家“要警惕右，但主要是止‘左’”，他最终公开和过去那种僵化、教条、极左彻底划清了界限。虽然邓反对带有各种思想钳制的群众运动，他相信他是在发展——而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1978年邓开始改革到1992年的南巡，治意识形态的辩论一直在中国持续着，用邓的譬喻就是，“摸着石头”过改革的“河”。1992年后，争论结束了，道路扫净了，速度加快了。“如果没有邓小平南巡，”10年后一位高级领导人说，“我真难想像中国如今会是个么样子。”
为了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江泽民在4月份访问了日本。江很重视与渴望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工商界人士发展经济合作，为此，他参观了位大阪的松下电器公司总部，同时把两国围绕中国东海一组岛礁（译注：即“钓鱼岛”）的领土争端搁置一旁。江还会了明仁天皇，与天皇共进宫廷午宴。席间，江向天皇重申了对其访华的邀。
江最后还在这次访问中留下了个人的印记。出于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信奉，他坚持要专门拜访从1970年到1974年担任日本首相并开创了中日关系新篇章的田中角。和美国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田中在日本也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他卷入了一起受贿丑闻，并因此被捕。但如同对尼克松，尽管他已再能发挥作用，中国人仍然把他视作朋友。时至今日，尼克松和田中在中国都作为伟大人物为人们所铭记。
当江泽民抵达田中传统式样的宅邸时，这位老人的许多家庭成员都在门口迎接。当江跨出轿车时，田中的一个孙女儿走上前来向他献上一束鲜花。田中的孙女用英语说道：“欢迎。”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我来到贵国进行国事访问，”江对田中说道，“对我而言，很自然就会想起你对中日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中国有句老话叫‘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今天就是来向你表示感谢，并向阁下致敬的。”
江和日本媒体在一起时显得很放松。在启程前，和日本记者谈到了即将进行的访问。当问到他的个人生活时，他谈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儿，说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儿，”他笑着补充道，“这个数目是符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江对记者说：“我坚持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因此，我现在读一些有关历史、科技和世界事务的书。”江说他喜欢古典音乐，但也不排斥快节奏的音乐，比如迪斯科，“年轻人喜欢这个”。
江还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电视采访。“闲暇时间您都做些什么？”记者问道。
“我想我没有什么闲暇时间。如果我有时间，我喜欢阅读文学作品。”
“以请您写下您喜欢的一句诗吗？这是毛笔。”
当江在纸上写下两诗时，摄像师把镜头拉近，作了一个特写。
“人们说您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记者一边端详着江的书法一边说，“我想这是一首唐诗。您能解释一下吗？”
“我写的是，”江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的前两句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6个月后，日本的明天皇对北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这是日本君主首次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在宴会上，天皇破天荒地承认他的家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江泽民在领导岗位上看上去似乎挺舒坦，但偶尔也有谣言传说着相反的内容。尽管在所有的政治体系中都会产生谣言，但那些有关中国高级领导的谣传，特别是在西方，往往会夸大他们在相互倾轧方面投入的时间。当然，为个人谋求更好的位置始终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美国的国家领导人一样，把他们的主要时间用在共同治理国家上。尽管围绕什么才是中国实现自身目标的最佳途径会出现分歧，但对于这些目标应当是什么，他们却几乎完全一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了三项意义深远的相关决定。首先，将邓小平的口号，即“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二，明确指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强调党必须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
特别是，会议把中国定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同充满资本主义味道的术语“市场”联系在了一起，此举具有巨大的象征义。然而，当江泽民在大会上作定调子的工作报告时，他的言辞比起4个月前在中央党校发表的讲话要更为严密。一方面，他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而邓小平的“新革命”是“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而不是仅仅对它修修补补”。另一方面，他又寻求和谐与平衡：“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江说道，“不要一讲加快经济增长，就走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江泽民提出到2000年前经济每年增长8％—9％——高于当初五年计划提出的6％的指标。邓小平观看江讲话的电视直播时说：“我应该为这个报告鼓掌。”
到党的十四大结束时，江泽民已经建立起他的威信，或者更准确地说邓小平帮助他建立了威信：首先，当年早些时候的南巡促江加快了市场改革；其次，建立了一个更具改革头脑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中包括副总理朱镕基和49岁的胡锦涛（这位希望人物后来成为国家元首）江很乐意和胡锦涛共事。
很有意义的变动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其成员至少都有40年的党龄——不再设立了。委员会成立于1982年，作用是向中共中央提供“政治协助和咨询”。不再设立委员会，加强了江和其他现任领导的决定权和灵活性。
江不仅赢得了一系列的政治挑战，他还在职权（政治、经济、媒体、军事）的所有方面发展了力量，提高了信心。后来在2003年，即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的后一年，回顾历史时，江把1992年的这段经历称为他个人的转折点。
可政治仍然是复杂的。在新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集体中，这些有能、有责任心和有资历的人，对应当如何治理国家存有不同意见。尽管7个人拥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也都有着很强的个性，这意味着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抱负和思想。李鹏是总理和政府首脑；乔石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李瑞环将成为中国人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