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泽民集中精力抓经济。除经常给起草第个五年计划的国务院计划者们提出建议外，江着重强调科学技术，把它提到了当前工作的首位。海湾战争显示出高技术武器的重要性，使江更加相信电子技术对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他寻求通过发展先进的电子技术将工业和国防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领导人中，没有谁在信息流和军事的高新技术领域比江更有资历，这一专长帮助江扩大了他的影响。
2月，江向一位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提供了财政信贷，从而使陷入经济困境的苏联能够购买中国的商品。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外宣传机会，证明了他们长期宣传的一点，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优于苏联。就江个人而言，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历史转折点，他回想起中国几乎完全依赖苏联援助的岁月，以及30年前他所在的汽车制造厂在苏联撤走他们的顾问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
江经常参加外事活动，会见数不清的访华代表团。就在1991年4月一个月内，江会见了来自英国、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叙利亚、尼日利亚、澳大亚、突尼斯和苏联的官员。他还接待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许多来自国内的代表团。
对改革速度缓慢依旧感到恼火的邓小平，将富有进取心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提升为副总理。朱在国务院具体分管工业、农业和财政。尽管他们的个性不同，江和朱在上海时却合作得很好。作为一名热忱的改革者，朱镕基使国务院在政策问题上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数月后，邓小平和江泽民同意，出现了一个不露声色的变动，曾经和赵紫阳一起被免职的3位高层官员——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和阎明复——被重新起（虽然官职较低）。
此外，在接受一家墨西哥报纸采访时，李鹏说江泽民“证明自己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党的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并补充说：“他非常博学”。几周后，国家副主席王震发表评论说，江泽民“精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具有广博的知识”。
江泽民一直讲改革。在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呼吁开展反对平演变的思想斗争，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并警告说“动摇生产方式中的公有制地位”将给社会主义和人民带来损害
当“天安门事件”临近2周年之际，江泽民赴莫斯科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这是自1957年毛泽东之后第一位访苏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说，他此行的目的是与苏联“继续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经过4年的谈判，两国解了有争议的边界争端，并且发表联合公报，承诺要在各个领域加强联系。江泽民1991年对莫斯科的访问是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回访，两次访问都安排在5月是一个绝妙的巧合。
对江泽民来说，这次访问的亮点是重返大型汽车制造厂，35年前他曾作为一名实习生在此工作过。在与工厂管理人员会面时，江感谢工厂为中国培训了700多名技术人员。随后，他抛开礼节，使用有些生疏但还能交流的俄语和老朋友进行了交谈。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给江看了一张30岁的江泽民和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合影的照片。“这就是我！”那位女说道，“还记得吗？”她把照片翻过来，把背面江的签名指给他看。动力控制室的另一名工人说，大多数和江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已退休，但是他们托人向他转达了亲切的问候。这名工人向记者们透露，总书记“在工人中很有人缘”。
分析家们推测，江的访问将开创中苏合作的新时代。他们错了。苏联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军事技术的协议没有达成，而且两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苏联很快就要不存在了。当江对莫斯科说再见时，他告别的是那个旧时代。
1991年8月19日，为了竭力维护党的至高无上地位，克里姆林宫里的强硬派领导人发动了一场政变，囚禁了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国西部青海省视察的江民立即赶回北京。第二天，8月22日，邓小平召开会议，和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钱其琛一起分析莫斯科仍处于混不清的局势。2天后当鲍里斯。叶利钦平息了政变时，许多人惊得目瞪口呆。尽管戈尔巴乔夫复了原职，苏已再无生机。几个月后，苏联解体，进行了70多年的“斯大林模式”的共产主义实践以失败告终。
这个教训对中国领导人不无影响。接下来几个月中，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苏联倒台，江泽民召开了多次高层会议来讨论事变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大家显然都提高了警惕。关于“和平演变”的争论升温了。“和平演变”是指西方（尤其是美国）为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可能）采取的非完全军事行为社会变革手段。邓小平的改革是否会把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争论尤其激烈。就江泽民而言，他要寻找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把苏联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法处理好辽阔国土上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他还认为苏联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公开性过多而改革不足。在中国，这个次序被颠倒过来：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住党的执政地位。
“我们必须逐渐向政企分离的目标迈进，”在一篇支持邓小平改革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这样它们在管理中才能有自主权，在经济上才能自负盈亏。”这篇讲话不仅标着江涉足经济决策事务，并向外界表明他的权力正在逐步增长。
10月，金日成来到北京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江泽民陪同金日成到他的家乡扬州，参观了江心目中的英雄——史可法的纪念馆。
江泽民渐渐适应了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挥洒自如了，同时遵循着固有的行为准则。举个例子，他延续了中国高层领导人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度假的传统。北戴河是渤海海滨度假胜地，位于北京以东约200公里处。领导人除了度假娱乐、从事沙滩体育运动和与亲友叙旧外，还要举行政治讨论，制定党的政策，确定国家计划，议定敏感的人事升迁和退职问题。
由于地位、礼仪和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需要，江已经感到没有个人生活可言了。他向老朋友沈永言抱怨他所受到的种种约束。“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衣着，”沈注意到，“他经常不知道该穿什么。”有一次沈访问中南海时，一名助手打断了他们正要结束的晚餐，告诉江他需要更换服装参加下一场活动。我问道是否可以让我跟他去看看他怎么着装，“沈笑着回忆说，”当我们走进江的卧室时，他的衣服已经摆好了。由他要会见工人代表，他只能顺从地脱下他的西式运动茄克，换上扣子系得很高的毛装。但是他的助手，就像学校老师对7岁小学生说话一样，温和但简略地说：“不，您必须把衬衣也换掉。‘就连他的鞋子，也为他选好了。”
鉴于自由受到这么多的限制，江泽民也需要放松。他还需要锻炼。每天，他都要在中南海里绕大圈散步。随后，他会去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游泳池游泳。
就在这段时间，中南海——过去的皇家宫室，现在的权力中心——的一些中式古典建筑被改造修葺一新，特别是那些专门用于会见外国达官显贵的地方。恢复这些精致典雅的中华文明的象征物，表明泽民力图恢复中国作为国际社会领导者这一历史性角色——一个看似遥远目标——的愿望。
有一座重新装修的茶楼大门对着南海，从这儿可以看到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江泽民在农历八月十五日，也就是中秋节那天，来到这儿对湖赏月。这是一个催人感怀、引人遐想的时刻，人们可以想像当江泽民陶醉在美丽的月色和中国的光明前景中时，他一定也回想起自己青年时代写下的诗句。
“我不到一年就不再担心了，”汪道涵说，“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这么快就有了信心，相信江泽民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并坐稳他的位置。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然而，邓小平还健在，他答应过他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江泽民不以势压人。他更愿意用一种不显山露水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树立起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在他认为不能妥协的地方，他的态度坚如磐石。对于穷苦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