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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有这么长时间的了解，我能感觉出来。”
她的忧虑是可以解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结果都不怎么好。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屈辱，直到被迫害致死。林彪出逃，死在半路胡耀邦无奈辞职。赵紫阳被撤职。华国锋也只不过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结局而已。（然而，空出的职务并不乏觊觎者，最高权力总是在诱惑人。）
这个消息对家庭中的其他员也是一个负担。当时，江的长子，37岁的江绵恒，正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读研究生。尽管学业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还是从上海著名的复旦大学毕业，并获得放射能化学学士学位。在通过国家考试之后，他在中国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并于1986年进入德雷克塞尔大学攻读博士。
绵恒在1985年就被录取了，但一直付不起学费。他父亲的老同学王军孙（音译）移民美国，已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的教授，第二年给绵恒弄到了一份助教的差事，他才得以就读。绵恒、他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一月只有800美元的生活费，住在一栋整洁的联排房屋的三层楼。他工作勤奋，从不招摇。“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你根本猜不出来。”他的导师之一科文。斯科尔斯说。在老师们的记忆中，他是个“极为聪明的研究人员”。
在“六。四”事件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绵恒一直专注于学习，避开校园内的集会。在“六。四”之后，他几乎完全隐居。他不知道在中国他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他跟江泽民的父子关系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已尽人皆知，尤其是对那些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拦住他，对他当面吓唬，或是给他打怀有敌意的电话。绵恒知道他父亲在北京，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家庭的电话联系，平时是很有限的（因为当时线路有限，费用昂贵），这时已断绝数周。也许，绵恒也在猜想（正如他后来告诉朋友的）他父亲可能会得到提升，也许是担任政治局常委，甚至是总理。但是，政局动荡不定，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6月24日，绵恒收到了系主任布鲁斯。艾森斯坦的紧急信息，后者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后来成为电力电子学院的院长。他让绵恒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艾森斯坦教授问。
绵恒摇了摇头：他还没听说。他的心急速跳动起来：有事发生了。
“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总书记？”绵说，他的脸涨红了。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也许以为自然的提升步骤是从总理提升为总书记，在“六。四”以后看来尤其是这样。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艾森斯坦教授说，“首先，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绵恒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在他回到自己窄小的公寓的时候，电话已经在了。一个来自美联社的记者想要知道绵恒对他父亲的任命、他父亲的政策和“天安门事件的反应。绵恒措手不及，作出了一个有名的机智回答：”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
绵恒希望他的“美国式”答复会结束新闻界的刨根问底，保证他的默默无闻。他的答复既体现了个人独立，又机智而模棱两可。但他接受了有关美国媒体行为方式的初次教训：几家大报抓住他的话，编出了无数不朽的故事。他突然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这让他感到十分恼火。绵恒更决心保护他自己的隐私。他礼貌地拒绝其他采访。正如他对一个记者解释的那样：“我不想在公众前出名。”当对方强要他发表意见时，他补充说：“我真的不想谈论我自己、我的亲和我的家庭，所以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处境。”
更糟的是，绵恒的一些同学继续寻找他。他们主要是为“六。四”事件激怒的中国学生。他收到令人不快的信件。
为了逃脱对他死缠的新闻界，和对他咄咄逼人的同学，绵恒到他父亲的老师、 著名的老教授顾毓琇家避难，当时顾已年近90。顾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出色，此时已退休，生活在费城。尽管顾教授和他的子当时住在一套窄小的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在绵恒父亲晋升之后开头的那些困难日子里，他们还是高兴地接受绵恒他们家合住。艾森斯坦教授信守承诺，在大学保护了绵恒，使年轻的绵恒经受住了暴风雨，写完了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
在北京，江泽民面临着他自己的困境。就在“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基本止步政治改革则已销声匿迹。大多数新的政策、项目或合资企业又要按以前那种混乱的方式，分成“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属前者的就得到批准，后者则遭到拒绝。外国投资几乎干涸。
在他的晋升公布了四五天后，江泽民给沈永言打了电话。
江泽民给沈永言打电话，并不只是像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和他聊天放松，这次他心里还有别的事情，一件仍然使他牵肠肚的事情。
“永言，”他说，“你得接着搞那本书啊。”他指的他的俄罗斯恩师有关电力方面早已过时的专著的翻译，这个工作已拖了数十年之久了。当他希望要成为一名教授时，他又重新着手做这件事了。
“泽民，你已经总书记了，”沈以怀疑的口吻回答说，“你还需要这本旧书做什么？”
“我们必须善始善终，”江回答，“虽然这位苏联老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却必须履行我的诺言。”
从那以后，江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老朋友询问那本书的进展情况。在出版商将书送给他之前，都没有放松过。他在书的“前言”里概括了内容，并对沈永言和其他人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它的写作日期是“1989年11月”。就在这个月，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团结了江的领导层。显然，他白天在搞政治活动，晚上在写作。
书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它的出版花了30年，但江遵守了诺言。它在技术上已过时，只有古董的价值，但江还是为这本书感到骄傲。第二年，他首次作为总书记出访苏联。他的恩师已经去世，但江专门送了一本给他的家人。江把有限的稿费捐赠给了上海儿童基金会；他还购买了一些书作为礼物送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老同事。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江独自住在中南海，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务院的总部所在地。
当时，尽管江泽民表面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但有些事仍然使他感到非常烦心。中国处在“天安门事件”后的萧条时期，被国际社会排斥在外。全国上下充满了怨气和相互指责之声，腐败猖獗，经济停滞不前，外国投资也已中止。实际上，江所有的同事在中央政府的经验都比他丰富。此外，他当时是在一个临时性的住所里工作和生活，这是一栋朴素的小宅子，前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卧室。由于从没有在中南海停留过多长时间，他还需要弄明白哪栋楼是什楼，谁住在哪里。
江泽民是独自一人，而且并不是真的高高在上。他在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在北京也没有个人班底。他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他知道，实际上每一个人，从北京的内部圈子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江后来评论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即使是向来对外交事务具有很好的判断力的理查德·尼克松，当初也不看好江泽民。
第11章 1989年7月－12月“人非圣贤”
江泽民向焦虑不安的香港与澳门代表再次重申了“一国两制”的理念让他们安心。“我搞我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江告诉他们说，“‘井水不犯河水’。”同时，他也告诫他们要尊重共产党的政策。“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他说，“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
在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松懈提出批评的同时，江也强调了与非社会主义世界的交流。“我们应大胆地从中国古代教育与外国教育中汲取所宝